徐明被指钻政府空子发家 掘金足球带来不少好处
在他的财富帝国里，充满了“钻政府空子”的灰色地带。
文/刘冬梅
在徐明的成长史中，实业令其平稳起步，涉水足球令其扬名，潜泳资本市场则收入丰沛，只是勇赴地产高潮却致其今日。
徐明说自己是个“徐徐明白”的人，但徐明其实思维敏捷、处事极快，最擅长抓住机遇。徐明曾评价自己的发家史：“人要抓住每个阶段的机遇，我是1990年毕业，社会环境与前一年和后一年完全不一样，如果晚了一年，就赶不上小平南方谈话，机遇稍纵即逝！”
从最开始做外贸、做土石方，到后来做塑钢窗、搞足球革命、建“石油帝国”，徐明处处占尽先机，走在同行甚至政府的前面。也许正因为太快了，他总是踩在政策红线上。在他的财富帝国里，充满了“钻政府空子”的灰色地带。
靠政策起家
关于徐明的发家史，他本人有一套固定的说法，包括他广为宣称的“钻熟对虾政策漏洞起家说”和“移山填海说”。徐明自称，他早年曾灵机一动，将在大连胜利广场基础工程挖出的60多万立方米泥土，搬到星海湾依山填海，建成了星海广场。光这个工程他就赚了3000多万，得了第一桶金。
这两个故事后来都遭到了媒体质疑。第一个故事是熟对虾的政策漏洞大连基本人人都钻；第二个故事则是胜利广场是14万平方米，而星海广场有160万平方米，根本无法填满；而且胜利广场的工程在做到一半时，实德因技术不济被踢出局。
而徐明早年的崛起，其实与一宗塑钢门窗生意有关。
1993年，“在一次视察中，原大连市市长薄熙来对(塑钢材料)这种完全不同于铝合金的新材料很敏锐地表现出极大兴趣，现场亲自给大连建委负责建材的副主任布置任务，要求召开一个塑钢建材的产品推广会”。徐明参加了这次推广会，并且从建委领导的发言中嗅到了商机。他开始到欧洲考察，决定引进当时国内还很少人知道的塑钢门窗。
1995年8月，徐明成立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贷款投资1.2亿元引进12条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高速塑料异型材挤出生产线和门窗组装生产线，当年形成1.2万吨的产能。
机遇随后而来。据大连一位退休干部回忆，在让大连“绿起来，亮起来，洋起来”的口号下，1996年，大连市下达市长令，要求大连市35条主干线两侧建筑以及175个新老住宅小区，全部使用或改用塑钢门窗。干线两侧老房子改木窗为塑钢窗，市财政、所在单位分别给予补贴，居民只承担很少一部分，所以门窗换得很快。这让实德获得大量订单。
几年内，实德塑钢产品行销全国各省市，而且出口俄罗斯、韩国、日本、南亚各国以及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国家。甚至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塑钢门窗异型材生产企业。
掘金足球
了解徐明的人说，“徐明头发梢里都在想着怎么赚钱”。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正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最火爆的时段，徐明开始研究足球的经济价值：“我就不信，搞足球赚不了钱。”
1999年，机遇来了。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不满足坛黑幕，不愿再冠名大连足球队。大连素有“足球之城”的美誉，市领导急需有人接盘。徐明果断出手收购万达队，还承诺：“以后只要有球队退出，我会立即接手。”
果然，随后几年，徐明相继控制了四川大河(后改称四川冠城)、大连赛德隆、大连三德和大连女足若干实体，建起足坛“实德系”。
实德系曾在中国足球联赛场上上演了一出出“黑色幽默”——母队要争冠，卫星队必定让球放水；卫星队要保级，母队就带头狙击保级对手。这导致中超赛场假球横飞，重庆力帆的老板尹明善曾经评论“实德就是最大的赌窝”。
徐明操纵实德系那几年究竟得利多少，至今是个谜。但显然，足球给他的生意带来不少好处。
徐明曾说：“搞足球能给我们带来最便捷、最快速的广告效应，当初人们知道实德两个字，就是从足球开始的。”实德俱乐部第一年就为实德集团省了4000万元的广告支出，带来了7000万元的宣传效应。借助给四川大河队“转换”东家的机会，徐明参股太平洋保险(微博)股份有限公司。之后又参股景顺长城基金(微博)管理公司、太平洋金融学院和大连市商业银行(2007年更名为大连银行)。通过收购韩国富川SK足球俱乐部，徐明将塑钢门窗产品打入韩国市场。借助足球的知名度，徐明获得的税收优惠、信贷额度等特许权不计其数。
石化梦断
早在2000年11月6日，实德集团就与沙特一家公司签署协议，成立大连实德石化有限公司。
实德是PVC型材生产商，PVC在石油产业链中处于下游，其利润空间易受原油价格的波动挤压。而自1998年以来，国内原油开采、炼制及乙烯裂解等都掌握在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巨头手中，连原油、化工原料的进口都受到它们的影响，因此徐明期望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建立实德的“石化帝国”。
2002年底，实德集团正式向大连市政府提出建设双岛湾大型石化项目，包括1000万吨的原油炼造装置、100万吨乙烯装置和30万吨的石油专用码头，预计投资达到50亿美元，约合416亿元人民币。这个项目一旦建成，徐明将直接控制整个产业链的源头原油和下游产品乙烯，甚至成为国内打破石油垄断的民营企业第一人。
2004年9月，商务部发布公告，大连实德获得成品油国际贸易经营权牌照。据知情人士透露，时任商务部长的薄熙来在任辽宁省省长时期，曾是徐明大石化项目的支持者。
一个注册资本40亿元的民营企业如何应付416亿元的投资？徐明在此项目上耗费的财力物力不计其数，他甚至将实德集团的总裁位置都交给了跟随他多年的“重臣”陈春国，自己退居幕后专心思考实德的未来。
然而这个计划却生不逢时，因为与此同时，中石油也向国家发改委上报旗下子公司大连石化2000万吨改扩建工程。最终实德没有拼过垄断的中石油，于是，实德的“石化帝国梦”胎死腹中。
2010年，大连市彻底放弃了双岛湾项目，转而高调宣传长兴岛石油化工园区总体发展规划。而实德也在2009年大举进入地产业。
徐明要搞什么
徐明从一名富足的小企业主，倏尔成为商业帝国的掌舵者，这类故事在今日之中国并不鲜见。他给自己的企业取名实德，是“实业报国、德以兴家”之义。可见他想做的，不是一个普通企业那么简单。
他曾用《水浒传》打比方，解释了自己的经营理念。“水泊梁山的第一位领导人王伦，小肚鸡肠，总是怕别人抢了他的‘第一把交椅’，自然成不了气候；后来晁盖当了头领，会团结人了，但还是停留在‘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称分金银’的层次上，也提不出什么纲领性的东西来；最后是宋江当了一把手，打出了‘替天行道’的大旗，梁山泊才成了气候。”徐明不仅要“扛大旗”，还要做“长鸣钟”：“我不主张当‘闹钟’，响一下，昙花一现，当时很风光，很快就衰败了。”
然而，在快速奔向长盛不衰的企业帝国时，徐明没有来得及堵上踩红线发展的那些漏洞，最终陷了进去。
中国入世这十年来，中国民营企业有两类鲜明的代表。一类是生存在行业的中下游，依赖人口红利，赚取微薄的代工利润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他们虽然饱尝艰辛，但活的相对安全。
另一类，即为实德这类“关系密集型”企业。他们往往有着艰辛的第一桶金，因而在“做大”的诱惑之下铤而走险，依靠“特定权力关系”获取超大项目所必须的行政资源，进而在一些行业里(如金融、基建)等领域提前布局，获取超额回报。
在中国特殊的营商环境中，“关系密集型”企业的行为极难拿捏。在徐明之前，地产、金融、能源、基建等领域，已有太多年轻的福布斯富豪骤然落马。徐明正是从早年的“劳动密集型”领域，进入“关系密集型”行业。一旦进入后一领域，就意味着日进斗金，但也面临着复杂的政商关系。
在中国，一些政商关系处理的比较好的企业，一方面必须和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这是现实的生存法则；另一方面又不和特定的权力主体捆绑过深，保持自身的底线。而从媒体已经披露的信息来看，徐明的商业帝国虽然庞大，却并不稳固。脆弱的资金链，复杂而隐秘的与权力的关系，暴露了徐明所打造的帝国的泥淖所在。
不过，在追问实德系病灶所在之时，也要反思为何在那么多神秘富豪锒铛入狱之后，仍然有徐明们前赴后继，在类似赌场的“关系密集型”行业中起落浮沉。在一个正常的商业社会中，企业家的职责应是专注经营企业，打造核心竞争力，而非苦心经营人脉，以投机之道一夕暴富。事实上，“关系密集型”企业的存在，本身就是荒谬的。在一个公平透明，法治健全的商业社会中，自有市场配置各类资源，而无需“关系”的人工介入。
换而言之，像实德这样的企业，如今陷入危局，固然实德系操盘人难辞其咎，实德所寄生的商业环境实为根本。如果上游领域没有垄断，如果民企借贷被一视同仁，如果土地招标透明公开，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也就没有企业家的“被失踪”，以及“关系人”的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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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落马富豪
2011年1 月 18日 ，胡润研究院发布《中国富豪特别报告》显示，“胡润百富榜”发榜 12年来，共计 1882位富豪上榜，落马的“问题富豪” 24名。行贿、资本市场相关问题和诈骗成为富豪出问题的三大主因分，而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则是问题富豪发生最多的行业，分别为 9人和 4人。
吴志剑，原政华集团总裁，犯合同诈骗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非法经营罪，获有期徒刑17年。
杨斌，原欧亚农业董事长，犯虚报注册资本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合同诈骗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伪造金融票证罪，获有期徒刑 18年。
唐万新，原德隆国际总裁，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获有期徒刑 8年。
周益明，原明伦集团董事长，因合同诈骗罪终审被判无期徒刑。
周正毅，原农凯集团董事长，因虚报注册资本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单位行贿罪、对企业人员行贿罪、行贿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挪用资金罪，二次被判有期徒刑 16年。
张荣坤，原福禧投资董事长，因单位行贿罪、对公司人员行贿罪、操纵证券市场罪、欺诈发行债券罪、抽逃出资罪，终审判处有期徒刑19 年。
刘军，原泰跃集团董事长，因单位行贿罪、变造金融票证罪、偷税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 年。
刘根山，原茂盛集团董事长，因抽逃注册资本金罪、挪用资金罪，获有期徒刑 8年。
黄光裕，原鹏润投资董事长，因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被判有期徒刑 14年，并处罚金 6亿人民币，没收部分财产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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