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大家张培刚

　　2011年11月23日，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在武汉逝世，享年98岁。

　　张培刚也许是老一代经济学家中最接近世界级水准的人物。他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不仅是当年度（1946-1947年度）最佳论文（获大卫·威尔士奖），同时也被认为开启了发展经济学的脉络，是一篇无法绕开的文献，无数后进者都从中获得滋养。这其中包括诺奖得主刘易斯、库茨涅茨和舒尔茨。

　　命运弄人。张培刚1945年回国，不久西方经济学被打入“冷宫”，张培刚相当长时间从事的是华中工学院建筑监理的角色。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曾有几位研究发展经济学的拉美经济学家风尘仆仆赶到中国，要见自己的偶像张培刚，最终会晤的场所却是灰尘漫天的建筑工地。

　　改革开放，学术春天出现，张培刚已经66岁。在隔绝30多年之后，国际经济学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数理大幅度入侵经济学，“国家起飞”理论挟持了发展经济学的全部——强调国家要有强大的动力起飞，发展中国家需要工业大量“剥夺”农业的剩余。但是上世纪80年代，这个理论破产了。很多新兴发展国家陷入困境——它们既没有发达的工业，同时又将农业弄得凋敝不堪，证明经济学必须回到它的主流话题：增加自由、扩大选择、稳定产权、提高激励。张培刚复出之后，虽有著作，却没有能力和机缘应和新的潮流。学问之事，实非简单学问之事。

　　什么是工业化？

　　20世纪初去西洋留学的中国人的博土论文，多以研究中国现实的或过去的问题为主题，这是讨巧的路径。因为对西洋学界而言，这是新颖的“猎奇”，但对于本国的认识系统而言，却少有理论上的创新和适用价值，不值得纳入思想史之中。

　　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打破这一惯常。当时的先进国和落后国之间的划分方式，就是“工业国和农业国”。如何让农业国工业化？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即使到现在，经济学者仍会对《农业与工业化》所表现出来的不凡思考感到惊异。那个时代最大的偏见是“工业是比农业高级的，农业必须要顺从工业、服务工业”。张培刚的认识则更接近于雅各布斯或舒尔茨的后来观点，“农业并不低级”，“城市创造了乡村”，“工业创造了农业”。

　　雅各布斯说，过去的城市就是“集市化的存在”，农民在集市中交流种子以及耕种的方法，从而推动农业，故“没有城市，很难有农村”。“工业创造农业”也是同样的道理，张培刚写道，只有工业才能改造农业的边际效应快速递减的现象。如果没有制造农用机器的工业，则农业机械化无从发生；如果没有现代运输系统以及消毒冷藏方法所形成的现代仓储设备，则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和大量的农产品输出海外是不可能实现的。工业是服务于农业的手段，工业其实也“顺从农业”。

　　张培刚另一个非常伟大的见解在于，他非常看重农业国工业化的过程，他采用的研究方法，更像是后来的“动态非均衡方法论”：一方面，农场或乡村家庭，往往没有完备的市场知识，其信息不对称，远远超过于城市经济单位。所以，农民对价格变化是迟缓的，而信息不对称则形成了农业和工业间的博弈不均衡。

　　张培刚将工业化看作是“一系列重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突破性变化的过程”，突破了习惯的工业—农业二分法，也就是说，“所要实现的工业化，不但是要建设工业化的城市，而且还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

　　假设奉行张培刚的理论……

　　如果我们的农业和工业政策奉行张培刚的理论，那么结果会有什么不同？

　　首先，张培刚绝不会赞同“剪刀差”的工农政策。历史已经证明，这一政策非常值得怀疑，如果采用张培刚提倡的“农业和工业有机联系的方法”，也能为工业提供快速的资本动力。

　　工业品因为其竞争和规模效应，使得垄断力量更早地出现。相比之下，农产品市场不能形成对应的谈判能力，农民其实是广泛的不完全竞争的受害者，工资报酬低，所以需要对农民和农村的“反向哺育”。

　　张培刚敏锐地察觉到，伴随现代工厂制度、市场结构及银行制度之兴起而来的“组织”上的变化，必将对农业生产结构和组织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的确，乡镇企业的崛起及随后的衰落、农村的“田底权”（所有权）和“田面权”的分离及后者的流转、农村金融的合作化出路……张培刚认为，农业问题，根本不是一个落后的问题，而是一个不断创新的问题。

　　张培刚最精彩的论断，是关于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影响。工业化进展到一定阶段，即形成“拉力”（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和“推力”（农业对劳动力的排斥），拉力主要是由于城市的货币工资高于农村使然，“推力”主要是农业的机械化造成机器代替农场劳动力。按照“拉力”和“推力”观点，用农业解决所谓农村失业问题就是错误的政策，不要认为有几分田就可以让农民有依靠，农业如果工业化，将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来“驱逐”农业人口，18亿亩红线不是“粮食或者劳动力稳定的保障”。

　　所以国家必须要加大对农业劳动者的培训，否则将会出现“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很多，另一方面却存在用工荒”的“结构性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大规模地出现了，如果我们能较早地理解张培刚的思想，这个问题就会缓解很多。

　　可惜斯人已逝，这种追思往往显得徒劳。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