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墨

　　眼镜大王胡福林携全家人逃离中国，让浙江信泰集团及该企业广大职工、温州市瓯海区政府、相关银行、民间投资者等众多方面叫苦不迭，被迫为其行为做了背书。

　　从个体户起家，信泰集团经过近二十年发展，相关指标似已跨入大型企业行列，并拥有市场领先的核心产品和“中国驰名商标”品牌，曾获得“浙江省先进侨属企业”、温州市“明星企业”、“五个一批”重点企业、百龙企业、市级文明单位、“浙江省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全国用户满意企业”等等荣誉称号。正因为如此，企业大厦一夜倾覆，更让公众，尤其是诸多民营中小企业家和有企业家梦想的人感到绝望：再努力又能如何？！

　　作为公司掌门人和债务人，胡福林自然应该为他关键时刻拒绝担当而受到指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社会责任。然而，决然抛弃自己苦心经营数十年的产业，背负巨大的心理负担和法律、道德责任逃身海外，胡福林又经受了怎样的煎熬？

　　目前看，信泰集团过度负债、盲目扩张是导致此多输局面的直接原因。由此亦可以管窥民营家族式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积弊：由于缺少必要的透明度和内部制约，公司战略管理、财务管理全赖掌门人的志趣和判断能力。其兴或艰，其亡必忽。

　　事后检省，仅从光伏战略看，以眼镜为主业、年销售收入不过几个亿的信泰集团，2008年跟风进入光伏产业，无异于小马拉大车；而且，在中国的产业发展语境下，最火暴时期的光伏产业，重复建设的危机其实已经蛰伏。即算次年国务院明确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当中有“新能源”之说，其所指也未必是信泰所涉足的太阳能单晶硅、太阳能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等低、小、散的业务部分。况且，民营中小企业参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路径，在当时并不清晰。总之，信泰的光伏产业战略，既未审时，亦未度势。

　　不过，信泰式的悲剧不能完全解读为盲目的战略扩张，至少还应当放在目前广受关注的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背景下考量。无论我们对于民间借贷的是是非非做何解释和结论，在国有垄断企业攻城略地大肆扩张的同时，民营中小企业的资金困境都是绕不开的话题。

　　吴敬琏先生日前撰文指称，一些国有垄断企业正是得到国有银行的大量贷款支持，才得以迅速扩张，并进军一些明显竞争性行业。“2009年国有银行提供的10万亿元以上的海量贷款，绝大部分贷给了国有大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而据浙江省工商局发布的 《全省民营企业景气指数二季度报告》，在其跟踪监测的2600户民营企业中，31%的企业认为当前融资成本过高，个别行业甚至遭到银行的全面停贷，而民间借贷利率则更高。

　　在国家一刀切的宏观调控政策下，主要由市场强势主体导致的部分领域投资过热、通胀压力不减，民营中小企业被迫吃了药。或者说，他们用自己的悲剧命运为此做了背书。

　　在胡福林离境的第三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十二五”中小企业成长规划》。工信部官员称，“新规划细化后，将在包括为中小企业减负、提供财政扶持、金融支持、帮助中小企业拓宽市场等方面开展工作。”

　　胡福林和他的信泰集团应当与规划中的利好政策无缘了。而在同为市场主体的商业银行面前，在与强势国有企业同一个竞争舞台上，在我们内心深处仍然断灭不了“国有企业”和 “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界分时，其他民营中小企业能否泽被于政策的阳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