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舸

　　作为全球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刚获得“翰威特中国最佳雇主”称号的安永，近日出台一份内部新的休假方案。这个方案表明：所有员工将面临长40天的只拿20%工资的假期。而以前拿全额薪水的 CPA考试假，现在也削减到只有工资的20%。　安永众多员工向记者反映：“加班费已经没有了，出差补贴也岌岌可危，上半年已然休过一轮无薪假，现在又要休，并且变相裁员事件层出不穷。”(证券日报4月23日报道)。

　　沃尔玛的“劝退”事件风波未了，作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安永又面临“无薪假门”。从表面上看，这两家跨国企业处出于成本优化、机构改革的理由而推动上述行动似乎无可非议。但作为被隐性裁员一方的员工更显无辜，他们大多在该企业工作多年，为了企业发展尽心尽力，十多二十年最好的职业时光撒在了奋斗历程中，却在当下金融危机家庭负担沉重、自身职业竞争力逐渐衰弱的今天被迫离开虽有不满、但早已熟悉的工作岗位，去面对茫茫未卜的前程。

　　安永对媒介的回应是整个过程将遵循中国法律，而根据离职安永人的介绍，大部分人离开，都属于被劝退，而非裁员，他们拿到的赔偿金，也要低于合同约定的数额。这其中似乎就钻了“劝退”与“裁员”的字眼空子，与沃尔玛“三选一”方案异曲同工。当强大的资方娴熟地运用各种手段钻空子时，力量薄弱、没有工会支持或工会自身地位尴尬无力企及的员工们自然难以抵御，但政府有关部门就眼睁睁地看着一起起“钻空子”事件此起彼伏么？

　　如果说，将尚处间自治性组织萌芽状态的工会向良性循环发展，还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那么，自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更是成为建立有限性、服务性政府的重要、紧迫的工作内容。包括劳动部门在内的政府职能机构转变职能、更有效地为劳工提供维权救济与服务，就成刻不容缓的当下命题。

　　就目前工会的现状而言，它既然被定义为替代传统行政格局下的民间自治机构，那么，如果说单纯抗衡资方力有未逮，它至少应在各类“隐性裁员事件”中，在政府部门与劳工之间发挥信息桥梁作用，既可把相关法律精神和政策取向传导给劳工，也能把劳工的意见和要求转达给政府部门。

　　与此同时，劳动部门也不应坐等员工自救或工会投诉，应定期不定期对企业劳工生存状态进行抽检，捕捉可能出现的事件苗头。当事件被发现或经媒介曝光后，能够第一时间根据事件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应对举措， 面向广大劳工组织经验交流、维权培训、咨询服务、行政仲裁等工作。此外，还能向企业在行业道德自律、劳资协调、普及法律知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如果，劳动部门的行政仲裁作为第一道维权防线尚显不够，那么，来自司法途径的法律救济就应跟进。司法部门应积极受理各类员工维权诉讼案件，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对案件依循法理予以公正判决，甚至针对某些影响重大、牵涉人员众多的劳资纠纷开辟“绿色通道”，帮助他们以集体诉讼等方式，减少员工维权的时间、金钱成本，

　　市场主体(企业与员工)能够自主决定的各类社会性契约纠纷、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公共事件、行业组织或者工会能够自律管理的事端、自当不必麻烦政府。但如果出现劳资博奕力量不对等、信息不对称、工会建设滞后等“市场失灵”，政府职能机构就理应采用全程监督等管理方式，发挥其法赋权力，做到积极有所为，安永与沃尔玛两大事件标本恰好可作为行动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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