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博弈

　　2008年12月12日早上8点刚过，北京中国大饭店门口。王建宙下车，急匆匆走进宴会厅。这一天，中国移动要在此举办TD-SCDMA产业价值链大会，这是王建宙第一次出现在类似的会议上，以至这场会被TD产业某些人士认为“规格极高”。在这场会上，王建宙做了题为《全力以赴发展TD的信心和决心》的主题发言，并且全程参会。据说，组织此次会议的中移动市场部在会后还受到了中移动某副总批评：会场布置太常规化，不便于领导和各厂商沟通交流……

　　在外界看来，这次会议是中移动对TD转向积极姿态的一大标志。有TD厂商向本刊说，此前，在推动TD一事上，中国移动从来没有对外界表现得这么诚恳急切过。

　　2005年，到任中移动后不久，王建宙就不无进取地提出，中移动应当利用网络规模上的优势，在移动通信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技术发展趋势上发挥主导作用。同年，他首次对外宣称中国移动将选用技术最为成熟的WCDMA标准。截至2005年12月底，全球WCDMA用户数达到4300万户，全球最大的10家传统运营商中有7家选择了WCDMA制式，移动通信设备领域的大多数巨头都参与了WCDMA标准。将现有的GSM网络升级成WCDMA，是中移动最简单且最安全的选择。当时，包括中移动在内的几大运营商借国家组织小范围3G试验建网的机会，已经在全国30多个城市大规模建网。据说，“只要发牌，可以立马放号，”一位业内专家表示，“之前由于有固网运营商私自发展小灵通得到政府默许的事例，这次运营商也想按照此将WCDMA网络做成既成事实。”

　　就在这年1月，信产部已正式确定TD-SCDMA为中国3G标准，并表示TD-SCDMA已完全成熟，可以独立组网。关注TD产业发展的业内专家意识到，如果具备实力的运营商最后都选择WCDMA标准，中国的TD标准就不再有出路。数名专家为此联名给国务院写信，之后国务院有关领导批示，要求运营商拆除已建网络，同时要求，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网通分别在青岛、厦门、保定开始TD-SCDMA试商用网测试。

　　但在2006年2月巴塞罗那举行的3GSM大会上，王建宙仍然向外界表示，中国移动将采用最新的3G技术HSDPA(WCDMA的一种演进方式)。

　　TD标准，在电信的产官学界从来都是一个争议对象。1998年TD获得ITU(国际电信联盟)表决通过，2004年，国家发改委才正式批复TD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专项，当年3月份，国家发改委、科技部、信息产业部联合推出了TD-SCDMA研发和产业化专项资金，约7.68亿元。据相关专家回忆，出于对项目失败要承担责任的担心，几部委之间在文件措辞方面“相当讲究”。从一开始，政府有关部门对推不推TD、怎么推，态度一直在摇摆，不甚明朗。很多人根本不相信这个标准可以完成产业化。工信部某官员对《中国企业家》回忆一个细节：直到2005年，一位政府主管部门领导视察时，看着一个方盒子形状的手机终端，对旁人说，就这，怎么做产业？

　　在半推半阻中，2007年3月，中移动成为TD试验网主承建运营商，负责奥运八城市试验网建设，TD设备采购招标正式启动，拉开中国3G的序幕。

　　当时试水TD产业的企业，有实力的大多只为了“布局”，试探性投入，而多数企业实力都不强，后者是希望能搭上“顺风车”，依靠政府支持自有知识产权标准的东风发展壮大自我。但是几年下来，数额巨大的研发资金早使得企业捉襟见肘，它们急盼运营商能尽早、尽快、尽大规模地启动采购、展开网络建设。但中移动对此反应冷淡。它看到的是另外一种局面，中国电信业从上到下产业化经验全面匮乏，产品连标准都不能统一，推进难度可想而知，与此同时已经成熟商用的其他3G标准技术在不断发展升级。缺乏TD动力的中移动拒绝扮演主动牵头的角色。据一些接近中移动的人士透露，“中移动就是在冷眼旁观。”一位TD产业成员回忆中移动前两年对TD的态度。

　　在产业联盟或者更高级别部门组织的会议上，TD企业对中移动冷淡态度的不满时时爆发，“移动能不能定一个市场发展计划，定产品的采购规格，定下方向！”而中移动对此只有似有若无地回应希望下游企业的“产业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之类。然后政府主管部门充当和事老结束会议，下一次会议再如此重复。

　　甚至到2007年5月，王建宙对外仍称，中移动是否锁定TD-SCDMA，要等技术测试结束才会决定。

　　关于发展TD产业发生的种种拖延现象，国资委某位匿名人士对《中国企业家》直言：政府关键部委支持力度太少，甚至有主管部门缺位现象。“比如一直有消息政府将划拨小灵通的频率给TD，但没人拍板，迟迟没有实施。这给中移动的信号似乎是政府部门态度也依然在摇摆。”上述业内人士表示。其时的背景，政府在酝酿大部制改革，原信息产业部将被合并，主管单位的不作为可想而知，“作为理性的商业角色，不顾一切追求商业回报或者不顾经济利益去唱政治概念都不对。”中国移动市场部副部长陆文昌表示。

　　李毅中成为打破僵持局面的关键人物。

　　2008年3月大部制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成立，李毅中出任首任工信部长，此人面相温和却个性耿直，铁腕作风在他此前出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期间便有所显露，他曾公开斥责某些地方官商勾结从而造成矿难，“什么六证齐全，是五毒俱全！”

　　李上任伊始，中移动向李汇报TD建设的进度，说TD试商用将从2008年10月1日正式开始，遭到李毅中回绝，要求提前到4月1日。6月10日李毅中召集通信业界专家探讨TD商用以及发展方向，王建宙及中移动主要负责人被要求出席。会上，李毅中要求TD“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又补充不但“领导要认清形势，还要让下面所有人都要认识这个形势”。

　　李毅中不是一个只会讲狠话的领导，他还着手去一一破解产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不仅是对中移动，也是新成立的工信部对TD产业各环节的要求。在李毅中领导下，工信部打破各部委、上下游之间数年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推动力度不断加大。在工信部强压下，在广电部门和电信部门利益之间一直纠葛难产的CMMB手机电视技术被破例整合到TD手机中，从谈判到厂商交付中移动，仅用40天，赶在了奥运召开之前；久议未决的小灵通频段被清理，为TD让路；而随着2008年入秋后经济严峻形势加重，TD工程成为政府启动内需、刺激经济的一大把手，工信部、发改委、财政部、国资委、科技部等部门制定了财政支持、项目支持、网络建设、产品研发、业务应用、产业发展等六大扶持政策。一时间局面与此前有天壤之别。

　　2008年10月，中移动市场部门接到指令，要求即刻启动TD商用的市场计划，包括怎么去推动与发展业务链条、推广TD产品与标识、向用户传递3G的业务信息。他们被告知，2009年年初，中移动将拿到TD牌照。这时，王建宙对推进TD的态度已牢牢定格在“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义无反顾”之上。

　　在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时，他说，如果不谈中移动本身因素，发展TD最大的优势就是政府的高度支持。“我们现在二期TD建网城市有28个，每个城市里面TD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是该市市长，你说哪个公司的哪个工程会得到这样的待遇？我经常跟中移动的员工讲，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此时的王建宙，已把他曾有的WCDMA梦想彻底封存。

　　2009年1月7日中午，中移动获发TD-SCDMA牌照(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同时分获CDMA2000和WCDMA运营牌照)，当天下午，中移动“G3”标识的TD广告开始投放市场，中移动宣布TD试商用结束，从8日开始启动正式商用。

　　一个追求精细管理的垄断企业

　　一位电信业资深观察人士对《中国企业家》评价道，中移动参与TD的过程表明王建宙是个没有“政治野心”的国企经理人。“对王来说，他认为把中国移动做好、对股东负责，就好了。换一个人，也许会更‘讲政治’，要知道，TD是中国电信业自主创新的旗帜，做不好，可以说是设备厂商的问题，做好了，个人可以升官啊。”

　　王建宙办公室进门左手边的长柜子上陈列着一排他与众多顶级跨国公司CEO的合影。出众的国际商界交游能力是王留给外界的一个突出印象。近几年，每年的冬季达沃斯论坛上，王建宙跟中国银行的朱民几乎是“惟二”的能用英语在台上自如表达的中国国企经理人。而跟朱民不同，1948年出生的王建宙并没有过任何海外游学和任职经历，在1996年调入邮电部之前，他长期在浙江邮电电信系统工作。据他在中移动的下属说，在浙江工作时，王建宙“没有任何对外交流的机会。他是怎么练习英文的？休息日到西湖边带国外游客，免费给人家做导游。或者开会时领导在上面讲话，他在下面同时做翻译练习”。

　　王建宙对个人的规划与要求可见一斑。

　　2001年－2004年，任中国联通总裁期间，王建宙并不是一个给业界留下太深印象的企业家，以至于高管轮换王建宙调任中国移动时，中移动被投行纷纷贴上“中性”或者“跑输大市”的标签。据某位了解中国电信业的人士说，联通由于组建时成分复杂而内部派系众多，王建宙在联通时有些好思路但并不适合在这个庞大、沉闷而类似官僚体系的企业展开。但是中移动不同，中移动由电信分拆出来，人员普遍年轻且关系相对简单。从某种意义上，王建宙的特点与风格刚好与这个阶段中移动的发展要求吻合。“他是技术出身，又带着浙江人做事特有的细致、严谨、认真，再加上他的进取心，这使得中国移动这几年在管理上做得非常扎实、精细。”飞象网总裁项立刚评价道。

　　据说，个性偏温和与沉稳的王建宙在公司内部会议上出现矛盾和意见的时候，一般并不急着说话，但是不要小看他认定一件事后去推动的决心与魄力。他到中国移动后在内部做的最大变革就是——集中化管理。

　　上任不久，王建宙要求做一件事情就是各省市公司递交资费套餐标准，由他审批。这意味着资费套餐标准将不再由省公司自主决定。这一下就触及了中移动最敏感的痛处。伴随着中国移动几年的高速发展，不单各省市公司资费套餐花样层出不穷，各省公司大多还拥有种类繁多的自有品牌，这些品牌多是因资费套餐而生，变变花样通过提供低廉价格吸引用户，不但变相进行价格战，更重要的是缺乏科学定位的地方品牌使得集团公司打造三大品牌的计划事倍功半。

　　各省分公司权力过大、集团公司对地方管控力度不足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到的问题，但中国移动各省公司都是从一穷二白开始打拼，逐渐成长为盈利能力良好的公司个体，已形成各自为政的习性，和总部关联性不强。对于空降中国移动的王建宙而言，他要真正掌控公司，难度可想而知。

　　为此，王建宙上任之初一方面不断与外部、资本市场进行沟通，一方面在内部酝酿一场运动。

　　2005年5月，王建宙上任中国移动仅半年时间，就下令将四省一市的领军人物进行互调：原北京移动总经理沙跃家升任集团副总裁，其职由广东移动总经理的李刚接替，浙江总经理徐龙调任广东，山东总经理刘爱力调任浙江，云南总经理李秀山调任山东，广东副总经理林振辉升任云南移动总经理。对王建宙来说，这场高管调动风险巨大。广东、浙江、北京、山东四省(市)在中国移动内部综合排名分列一、二、四、六位，收入占到中移动一半以上，其中李刚掌舵广东移动期间曾创下全国省级运营商1天1个亿的收入纪录。这几人在原位多年，均是功高位重之臣。如果此举不当，将对中国移动业绩产生致命的打击，王建宙接下来的工作也将更难开展。

　　“这不是简单的事情，否则集团不会这么长时间一直任由分公司自行发展，王建宙必须有这个魄力。”某电信业观察人士说，王必须有把握新派之人到地方上可以压住台，并且能够继续保持公司稳定发展。

　　2005年5月19日，徐龙开始担任广东移动总经理。为了和员工加强沟通，从2005年7月份至今，徐龙每月向广东移动全体人员撰写一篇致词。在业务方面也推陈出新，当年9月，广东移动正式向市场推出“动力100”服务品牌，收效良好。此次人事地震真正成为王建宙在内部推动改革的开始。

　　人员调动的同时，中移动开始将设备采购的权限逐渐从省公司回收到集团公司，实行集中采购，据中移动披露数据显示，2005年设备采购成本较2004年下降27.9%。“总体而言移动通信网络采取集中管理效率比较高。”王建宙解释，“网络运维集中化可以保证网络运行质量，资金集中化能够保证资金的有效利用和风险防控。”

　　“喜欢经过长时间思考做出决定”的王建宙，自然明白集权管理一定需要更好的技术手段作支撑。以集中采购为例，必须配合完善的信息化管理体系，使得集中采购达到效率更高、价格更低的目的，才能保证省公司无理由的交权。所以王在内部大力推进“标准化、信息化”等技术手段，创新电子采购平台和反向拍卖等方式。几年来，中国移动信息化系统建设远远领先于其他运营商。

　　经过2005年大刀阔斧的改革，2006年1月，中国移动集团召开的年度工作会议中，王建宙作为集团总裁讲话，第一次向员工和公众表达了对中国移动的认识以及发展规划。会上，王建宙正式提出打造“一个中国移动”的战略，力求在企业文化、企业战略、运营管理等方面实现一体化，为公司之后发展铺平道路。这一年中移动全国各省分公司全部更名(例如广东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中国移动广东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移动广东公司)。

　　在集权的同时，王建宙也有意通过放权激励地方业务的创新。中移动四川公司作为西部最大移动通信运营商，当时在音乐产品开发、新业务发展方面取得了突出业绩，其与SP成熟的合作模式，为集团发展音乐业务提供了借鉴思路，而受到集团公司的肯定。2005年6月，中国移动将四川确立为无线音乐类产品的创新基地，加快构建12530音乐门户网站。之后，浙江阅读基地、辽宁动漫基地纷纷成立，更多业务平台以省为基础，向全网提供服务。

　　集权与放权之间，王建宙最终意在实现全网一体化，提升中移动全员业务能力。华为的任正非某次曾与他交流，只要一保证流程，二保证执行力，即使去卖拖拉机，华为也能成为世界领先企业。王深以为然。

　　“中移动这几年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综合因素的结果，前任张立贵、王晓初把移动的基础打得相对扎实、网络建设在铺开，而且由于政策因素，竞争对手也难以强大。”飞象网总裁项立刚认为，“王本人是个有进取心的领导人，同时新兴的中移动团队那几年忧患意识较强，憋着股劲要做起来。中移动能有今天的市场地位绝不仅仅是因为国家的政策保护能够做到的，政策保护的企业多了，但出现最多的情况是什么？越保护，越玩完。中移动能做得不错，科学化管理起了很大作用。”

　　“公司的效益和质量都在小问题、小事情里。”王建宙一旦发现团队中有精益求精的管理表现，一定迅速将之推举为全集团榜样，不间断宣扬。“比如有一次我去深圳呼叫中心，发现他们在开讨论会，听两段录音，两个员工回答客户的同一个问题，一个花了45秒钟，一个花了两分钟，结果客户都满意了。他们一遍遍地听，一遍遍分析，为什么一个人要两分钟，另一个人只要45秒……”对于类似的“臻于至善”的做法，王建宙是中移动里的头号沉迷者。

　　“中移动这些年在管理细节方面下了不少工夫，短期内对巩固它的市场地位起到了很大作用。它的管理不仅在运营商中是最优秀的，绝大部分国企都做不到这样的精细化与执行力。”一位电信业资深观察者认为。但是他用“技术官僚”来形容王建宙，认为从长期来看，中移动内部巨大的执行压力局限了它在战略上的开阔视野与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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