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对流”

　　会成为下一个增长点

　　《新财经》：在进行这样的规划之后，怎样才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陈平：新的经济增长点与城市化相对应，我把它称之为“城乡对流”。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包括养老、教育、科研，等等；都可以在合理的产业分区中，用市场经济方式加以解决。

　　中国是个老龄化社会，大城市里养老问题很严重。而北京、上海周围已经出现了一个潮流，就是大量的退休干部到近郊农村租房或买农民的房子住，这就是小产权房，这个趋势实际上缓和了城乡矛盾。年轻人进城没有能力租或买高价房，大量的退休人员住在城里是没有道理的。退休人员下乡，也可以降低医疗成本，住在郊区，保姆也可以就地雇佣农民。

　　但问题是，城里的医疗资源农村不具备。而城市医疗体系配置极不合理，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院资源闲置。在美国的医疗保险体系下，保险公司不让投保人知道哪个是高级医院，医院就像机场一样，大家看病时，都不知道谁是专家。在中国，看个感冒都要去三甲医院找主任医师，怎么会不拥挤？城市医疗资源过剩的根源，是医院配置以高收入人群为中心。假如各大城市把干休所从市内迁到郊区或农村，并把为他们服务的部分医院也搬到郊区，或者让大医院在郊区设分支机构，城里的退休人员就可能愿意去郊区。郊区空气好，就近可以看病，剩余的医疗服务还可以惠及农民，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

　　江西、四川这样的地方有山有水，环境非常好，可以让级别高的退休干部迁到庐山、婺源这样的地方，普通中产阶级退休人员迁徙到城市郊区，这样就可以形成城乡对流格局。

　　在这个格局下，农村剩余人口不用大规模迁徙，就可以就近就业了。

　　“小城创新”的基础

　　在发展研究型大学

　　《新财经》：那么，您上面说的教育科研问题应如何解决？

　　陈平：现代科学技术和产业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新技术摧毁传统就业的速度，往往快于创造新就业的速度。假如中国还是依赖从西方输入先进技术，不及早建立独立自主的创新体系，就难以维持经济的长期增长。中国的教育科研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科研效率很低，这是不科学的，很多教育资源都被浪费了。我认为，应该把研究型大学迁到中部教育区的中小城市，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中的研发中心，一定要放在中部丘陵地区，不能放在沿海。

　　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型大学，很多都在小城市，包括英国的牛津、剑桥和新崛起的拉夫堡大学，德国的哥廷根大学、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大城市学校的研发气氛并不好，住房成本极高，老师和学生急功近利。像巴黎大学，学生最爱做的事情就是上街造反，法国学生运动频繁的原因就是大学都集中在首都。但牛津、剑桥的学生要造反，不可能冲击中央政府。中国学风很好的中国科技大学如果不是在合肥，什么研究也做不出来。北大和复旦的老师、学生素质很好，但心浮气躁。真正想做研究的人，会愿意在安静的地方做。小城市的地价房价和生态环境远比大城市好，学校的有限资源才会集中于科研而非房地产开发。

　　中国政府应该给大学更多的资源，“自主创新”才能真正实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科研是单纯靠企业的力量实现的，主要靠国家扶持或非盈利的基金会长期支持。科研是很费钱的，而中国的大学靠政府的教育经费养活，不得不搞短期创收，没钱搞中长期科研。政府应该给大学足够的土地或者国有资产，让大学成立基金会。美国的大学是和工业直接联系的，美国政府给予公立大学大量公有土地，给私立大学私人捐款的基金免税，加上大企业的合作与支持，他们才有钱搞科研，出来的成果也很快市场化。中国不改革目前的财政体制，难以发展独立的创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