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王雨佳

　　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包括养老、教育、科研，等等；都可以安排在合理的产业分区中，用市场经济方式加以解决。

　　在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中，中国的模仿榜样——实力雄厚的世界主要经济体，美国和西欧的经济都遭到重创。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走过三十年的关口，又遭遇金融海啸，房地产、出口等一系列拉动经济的支柱产业显出疲态。金融海啸过后，中国经济的下一个支点会落在哪里？《新财经》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陈平。

　　制造业内迁比在沿海好

　　《新财经》：在原来的支柱产业陷入疲态后，中国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您认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会在哪些领域出现？

　　陈平：中国的情况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能在国家战略上模仿别人，尤其是美国模式。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克里茨曾说过：“Do what American do, not do what American say.(要按美国做的做，别照美国说的做。)”

　　我最近去了四川和江西，我想，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找到了。但是，为了培育这个新经济增长点，中国政府必须重新规划产业分区，西部、中部、沿海的产业格局有必要重新规划。

　　《新财经》：您在四川和江西看到了什么？

　　陈平：我考察了沿海地区内迁的制造企业。以前，沿海地区被规划为工业区，很多制造企业的生存是靠外国和港台的出口订单，企业设在沿海地区，出口运输相对方便。但发展了三十年以后，沿海制造业遇上了人民币升值和金融海啸，工资和房地产成本都涨上去了，沿海加工业对沿海农民工的吸纳早已饱和，许多依靠廉价劳力的企业只能内迁。内迁之后，虽然企业的运输成本上升了一些，但其他成本大大降低。所以，制造企业在内地会比在沿海生存得更好。

　　中国沿海企业生存困境的原因之一，就是员工跳槽率太高。中国企业没钱培养人才，怕替他人做嫁衣裳，只希望用高工资把别人的技术工人挖过来。所以，从白领到技术工人，再到普通工人，跳槽率都非常高。

　　据四川乐山一个从广东迁过来的企业经理说，在广东，2000个工人在一年内换了一遍都不止，工厂的人力成本很高。而企业搬到乐山后，跳槽率几乎是零。单此一项节省的成本约为20%。现在饭碗不好找，家住当地的工人在当地做工之后，当天就可以回家，照顾妻子儿女和父母。在沿海地区，工人身在异地，无法融入当地社会，没有安全感，他们不可能在沿海地区安家，都是想赚一些钱就回家。

　　所以，中部地区可以规划引进一部分无污染的制造企业。

　　《新财经》：制造业内迁是可以解决一部分农民工再就业。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让农民进城就业，城市能解决这么多农民就业吗？

　　陈平：我认为很难。中国现在想搞土地流转，以为可以靠着沿海出口拉动的制造业让80%的农民进城，这根本不可能。现在，中国沿海有几千万工人，已经把全世界的制造业都打垮了，而如此之高的出口比例，实质上并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稳定就业问题。在过去三十年，进城打工的农民有将近2亿人，但能在城里找到稳定工作的最多只有20%，大多数人是“候鸟”，工厂家乡两边跑。

　　中国不可能按照欧美式的城市化道路走下去。欧美国家人少地多，在实行大规模农业经营之后，农业人口只有3%。农业剩余劳动力目前可以在城市圈就业，但人口老化之后，不得不依靠外来移民，也即外来农民工，造成严重的种族与文化冲突问题。

　　中国人多地少，在现在的产业结构下，工业和服务业只能解决20%农业剩余人口的稳定就业。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会有50%～70%的中国人住在农村，城市人口至多是30%～50%。中国如果持续沿着现在的思路发展城市化，会带来四个危机：第一，沿海城市房价高涨，企业劳工成本继续上升，导致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逐步外移，难以持续发展；第二，农民工大规模的“候鸟式”人口迁徙，可能对治安造成严重问题；第三，农村空心化，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国家投资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房子盖得很好，却没有人住。第四，人口老龄化造成城乡都难以依靠家庭模式解决养老问题，成为严重的社会负担。所以，应该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业。

　　《新财经》：如果不模仿欧美式的城市化道路，中国的产业分区该如何规划？

　　陈平：我们要按照中国的情况进行中国式的城市化，将农业、工业、教育、文化、行政重新合理规划。中国的西北，黄河、长江等源头地方，应该规划为自然保护区和旅游区；沿海是工商业区和金融区；中部地区搞行政区、教育区和养老区；还可以规划一部分污染相对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纺织和制鞋，可以就地解决农民的就业。污染大的化工厂和造纸厂不能迁到中部，这样会造成上游污染，下游的治理成本会更高。

　　在这样合理规划之后，中国的新经济增长模式就显现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就近就业，大批农民工不必长途迁徙，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