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移关键是体现真实成本

　　本报记者 程东升 广州报道

　　《21世纪》：你们在报告中认为，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尚未明显表现出实际经济增长超过了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还没有完全释放。那么中国经济的潜力还有几成可以释放？

　　王志浩：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也正是争论的焦点所在。在这篇分析当前宏观经济的文章中，我们讨论了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超出潜在增长率。从经济学家的视角看，经济体有时候超出潜在增长率是正常的——特别是刚经历了衰退以后。我们真正关注的是“产出缺口”(output gap)，即经济体在经济周期的某一时点，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差距。如果问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青教授，他会说产出缺口是负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当前的实际增长超出了潜在增长。问大多数学者，他们可能会说产出缺口为零或正值。我们在文章中提出，我们的确不知道产出缺口是否很大——但是，鉴于增长出现迅速、明显的加速势头，紧密关注整体通胀水平并保持高度警惕至关重要。很抱歉，我们对此问题未能表达鲜明的态度，因为中国经济结构在过去5年里发生了深刻变革，我们的确不知道答案。

　　《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充分释放的关键是什么？可能还是要扩大内需，由出口拉动型经济，转变成内需拉动型。有人说，中国的内需已经启动了，那是他真的不了解中国，或者说，持这样的观点的人，一直生活在经济发达的城市，且家庭条件优越。即使在今天，中国中西部地区照样有大批人口生活在贫困中。我们不能只看人均GDP，也不能只关注城市居民。如果把8亿农民的生活水平都提高到目前城市一般家庭的水平，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将是巨大的。要做到内需充分释放，还是要做到藏富于民。目前，中国国家富强举世瞩目，一万亿外汇储备时常被作为炫耀的资本，但是，如果不能让大多数国民享受到财富带来的实惠，体会到国力提升带来的乐趣，那样的富强又有什么意义？

　　王志浩：的确，中国国民整体收入水平还比较低，推动消费总量是大家所期盼的，但还需要做出很多努力。收入水平提高，消费就能自然而然地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还要等待并取决于中国经济转型。然而，如果说到长期的经济增长——人才的增长，需要做的努力或许包括：城市化——更多人来到城市、工厂工作。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走向城市的现象非常普遍。但上了年纪的似乎大多继续留在农田里，因此，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收入提高可能低于我们原来的预想。服务业开放——制造业对私人投资，包括民营资本和外资的开放使其获得巨大增长。同样的故事也会发生在服务业，从金融到媒体、物流、医疗、教育，服务业的各个领域都会获得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随着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进程的进一步展开，也会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医疗保健体系的改善与健全有利于提高生产率。

　　《21世纪》：最近，你们将今年CPI预测调高至3.5%，你们预测甚至有可能达到4%，但又指出，这并非预示着更大范围的通胀。事实上，不少人感受到的则是通胀已经到来，且很多人都在积极应对通胀带来的压力。事实上，就我们感觉到的通胀因素，远非食品一个行业，而是已经波及到了众多日用消费品。这样的传导机制持续下去，很有可能导致全面通胀。

　　王志浩：通胀问题难于把握。最近的数据表明，当前价格的上涨或多或少仅限于食品领域。但是，正如我们在文中指出的，成本的增加已成为很多企业不能承受之重，利润空间的一再压缩迫使他们提高价格。我们提到了纺织业。我们也听说，一些下游化工产品(如塑料袋)制造商不得不提高价格。因此，我们将会看到CPI压力抬头，不仅限于食品。

　　《21世纪》：报告指出，你们的一个朋友所在的钢铁公司已经停止了资本扩张，原因是，尽管钢材需求旺盛，但寻找新的工业用地非常困难。地皮可能不是主要问题，国家一再控制工业用地规模，但只要企业出的价格合理，还是有很多地方政府会想办法满足的。因此，最关键的还是价格问题，企业是否愿意付出更高的成本。现在看来，在钢铁需求旺盛的时候，多付一点成本还是值得的。为什么那些需要土地的企业不愿意多支付成本呢？

　　王志浩：我听到的回答是，钢铁企业很难获得土地使用功能转换许可，更多时候是个政策问题，而不单单是价格问题。

　　《21世纪》：报告还提到，一些面向欧盟市场的中国服装制造商，两年前想把中国作为主要供货地，但现在面临原料涨价，以及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产业结构调整是中国20多年来一直提倡的，但目前来看成效并不明显。一方面，中国劳动力充裕，就业压力很大，如果在短期内把那些低附加值的产业人为淘汰，将导致大量产业工人失业。若干年前，中国强制性淘汰一大批落后的过剩纺织企业，就曾经造成大量工人下岗，同时为民营纺织企业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条件。但是，大量人口失业显然是当局不愿看到的。另外，产业结构调整遵循的是客观经济规律，当本地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低附加值产业自然会向综合成本更低的区域转移。近年来，珠三角地区的一些加工贸易企业已经开始向广东的西北部，甚至内地邻近省份转移。我想，基于如上原因，政府要做的可能不是人为地限制某些产业，诸如加工贸易的发展，而是要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监督企业按时支付工人工资、履行应尽的社会义务等，防止企业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削减成本，违反经济规律，人为拖延产业升级。

　　王志浩：我们同意这种观点。成本是推动低附加值产业转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旦这些成本都如实地反映在产品中，这些低附加值产业将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向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但是，如何将对环境的污染的治理费用，或保护环境的成本转移到企业的生产成本中去，如何加强对工人工资和福利状况的监督是个不小的难题，在这个方面，中国有关部门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