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为何来得如此步履蹒跚

　　潘明朗

　　对占家庭收入比重巨大的置业的超级热衷，驱使许多家庭的日常消费开支趋于节俭，也使原本活蹦乱跳的年轻人提前进入思量理财持家过日子的阶段，房贷的压力使他们在消费面前表情尴尬，消费市场也少了应有的生动

　　对于目前的流动性过剩现象，财经观察家们普遍认为：社会的确富裕了，但需求却不足，资金过剩与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是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消费需求未能在新一轮的增长中扮演应有的角色，通过消费来平衡经济的预期并没有达到。

　　居民消费不振

　　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到2006年底，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排除政府消费，居民消费率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双双创下历史新低，而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则达到78%~79%。

　　消费不振的更直观佐证是来自于

零售业的报告。尽管我们对于零售业的繁荣充满乐观，但更为理性的声音却不尽然。据媒体报道，中国现有零售市场的规模远比大多数人料想的要小得多，中国的零售总额在5000亿美元左右，而其中的一半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生活必需品开支，而另外一半来自城市的零售开支也只不过是美国除车辆行业零售额的1/10。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可在全球消费中所占的比例仅不到5%。

　　而一直呼声很高的高档品的在华销售，也不像预期的那样疯狂。最近甚至有重要国际媒体提醒被誉为“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大国”的高档品市场景象充满“陷阱”。

　　这些现象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我们期待的消费社会虽然未雨绸缪，但步履蹒跚。

　　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平衡

　　如果我们综合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分析，原因似乎是多层次的。

　　消费不足的传统看法是，中国过高的家庭储蓄，但实际上，中国消费不足可以用工资收入占经济比重的变化来解释。两年前，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造成中国消费长期低迷的原因，是衡量居民收入指标的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其在经济指标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已经从九年前的53%下降到去年的41.4%，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换一句话说，居民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抑制了城乡消费需求的增长，使更多急需满足提高基本生活水平的大众消费趋于不足，消费对于经济的驱动不能立竿见影。

　　老百姓消费支撑下降，源于在新的一轮经济增长中不仅不能受益，反而为此付出了代价。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分析的那样：较低的利率水平，加上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使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大多获利丰厚，但百姓很少得到实惠，由于存款利率有上限，实际上中国家庭在为这种低资金成本提供补贴。这就是为什么哪怕经济从快速到过热的增长，老百姓依然没有发现自己口袋的钱多了。

　　在这一轮的增长中，恐怕没有什么增长比

房价的增长让老百姓更关心的了。不管是卖了房子或还没买房子，这种关注几乎是全民性的。这是因为，在老百姓看来，房子在作为生活耐用品和不动产的同时，更是一个人能否在城市安身立命的体现，也是个体成为城市主体的标签，再加上来自地产商、媒体、地方政府以及金融机构等多行业话语的共同合唱，置业，成了全民性的时代语境，不管能力是否可及，置业成为城市多数人的梦想，也成为许多人甚至是年轻人的既超前又超能力的“双超”支出。

　　对占家庭收入比重巨大的置业的超级热衷，驱使许多家庭的日常消费开支趋于节俭，也使原本活蹦乱跳的年轻人提前进入思量

理财持家过日子的阶段，他们原本是这个社会利己性时尚消费的踊跃分子，房贷的压力使他们在消费面前表情尴尬，消费市场也少了应有的生动。

　　支持消费的后台机制不完善

　　如果说，收入不均，中产阶层群体太小，是制约着今天中国社会消费增长的社会经济原因，那么，支持消费的后台机制没有完善，则是制约消费增长的另一个因素。

　　一方面，我们对于全民性的消费鼓励，只停留在调低利率上，而真正为消费社会保驾护航的包括医疗、教育以及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在一些国家，政府为了促进消费，不仅健全了消费者无后顾之忧的社会保障体系，还用低税率、低利率、高工资等一系列的配套政策来促进消费的增长。社会保障是居民消费的基本前提，否则，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只能是一厢情愿。

　　另一方面，与消费需求对应的良好的消费市场环境尚未形成。无序竞争、丧失道德底线并缺乏品质管制带来的不少伪劣产品以及低劣的服务充斥市场，不仅影响“中国制造”的全球声誉，更伤害了广大消费者并打击消费者的消费积极性，使消费环境处在与经济发展极不和谐的低级嘈杂状态，这同样拖缓了消费的步伐。

　　消费观念需转型

　　与复杂而具体的社会保障机制以及市场管制不到位相比，观念领域对于现代消费价值观的积极视角和鼓励显得更为苍白。

　　“赚五块花三块”依然是中国多数人的消费准则，也是传统消费理性的最后防线。我们似乎陷入传统理性、社会价值观与现代消费观的冲突和悖论之中。一方面，我们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依赖于消费的成长并寄厚望于消费的拉动，我们有必要引导大众的消费，以此推动国内经济的良性发展；可是另一方面，社会物质财富增长的不平衡使这种期待只能在社会少数人群体中兑现。

　　尽管经济在飞速的增长，有钱人财富呈几何级数跳跃，人民币对于美元的升值——在这些景象背后，是老百姓囊中不饱、中产阶层势单力薄、社会基础保障不完善、房价攀升、传统消费观念的固守，在这种情势下，尽管商家无孔不入铺天盖地的广告怂恿，老百姓仍不敢、也不能轻松地消费。面对商品的诱惑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理性和坚毅，股民和基民的角色取代了消费者的角色，全民性的价值观焦虑和财富焦虑取代了承载消费理想这个渐进渐远的梦。

　　经济学家们早就证明，消费者的需求和满足都是生产力。消费，在今天的商业社会，维系着经济体和社会关系。积极、健康的消费不仅可以带来经济的繁荣，也同样可以塑造更为积极、主动进取的社会心态。

　　社会的共同富裕是消费社会的基础，对于一个大国要成长为一个强大经济体，更需要本国人民的消费拉动，也需要政府和人民去承担消费社会应有的各项义务。我们期待社会收入趋于公平，使百姓消费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同步，期待着消费市场环境的理性和净化，使更多的个体成为消费社会的真正主人。

　　(作者为香江国际高级副总裁)插图/苏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