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育琨：从娃哈哈事件看中国企业信用

　　编者按

　　达能与娃哈哈之间的品牌之争，胜利的天平最终会倾向于哪一方，也许并不重要。在激愤、抗争、无奈与妥协中，中国商人终将认识“合约精神”的意义：合约精神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经营的入场券。娃哈哈也许可以在特定时点上获得胜利，但却要以中国人更大、更长远的损失去弥补！

　　文/ 王育琨

　　2007年5月9日，法国达能集团致信门户网站，发布对娃哈哈事件进展情况的通告，称已正式启动应对娃哈哈非合资企业的程序。此前一个月，宗庆后高举保护民族品牌的旗帜，与达能展开了对攻战，成为主流媒体的头版报道。一时间，经销商、娃哈哈员工、偏远地区的地方政府、学者们、健力宝等企业纷纷卷了进去。在保护民族品牌的喧闹声中，充斥着火药味。

　　达能、宗庆后争议的严肃主题

　　1996年，娃哈哈与法国达能公司、香港百富勤公司共同出资建立了五家公司，共同生产以“娃哈哈”为商标的包括

纯净水、八宝粥等在内的产品。当时，娃哈哈商标作价1亿元，以无形资产注入合资公司，占49%的股份，达能与百富勤加起来占51%。伴随着宗庆后与达能签字落笔，《合资经营合同》约定，娃哈哈系列商标的全部权利归入合资公司。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香港百富勤在境外将股权卖给了达能，使达能跃升到51%的绝对控股地位。

　　为了确保合资公司拿到娃哈哈商标，达能与娃哈哈签署了《商标转让协议》，又在1999年签订了《商标使用合同》。这些合约的目的只有一个：除了合资公司可以使用娃哈哈商标外，中方不能许可第三方使用娃哈哈商标。若需使用，必须征得合资公司董事会同意。不仅如此，为了顺利通过国家商标局审查，娃哈哈和达能还签订了“阴阳合同(一次交易中同时签订两份不同的合同)”——呈交国家工商局的是简单版本，双方私下约定了一个更为苛刻的详细版本。

　　这些条款，为今天的纷争埋下了隐患。当宗庆后绕开合资公司，开办了一系列非合资公司，独立经营娃哈哈品牌时，引发了达能的逼宫。

　　本来两家公司之间的合约纷争需在谈判桌上解决，不必搞群众运动，更不应该将民族大义掺杂其间。达能咄咄逼人，声称要走法律程序。中国目前缺乏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各种法规，说法不一，似乎一切取决于当事人的运作能力。而宗庆后是运作能力很强的人，他不怕打官司。

　　任何一件事，可以从不同角度找到合理的解释。我们不必担心宗庆后输官司，却要担心他或许会赢官司。在中国局部的胜利，将以中国人更长期的付出为代价：在经济已经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在中国投入过多的民族情感，便平添了中国公司在欧美市场上的艰难。宗庆后不会想到，其中遭受伤害的，远不止其所痴迷的那一点点利益。那是要以无数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来偿还的。

　　商业不能没有信用

　　娃哈哈这场闹剧对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最大伤害是信用的流失。信用流失比国有资产流失还要严重得多。企业的发展不能抛弃一个最基本前提，哪怕做到1000亿元的销售额，也离不开最初1元钱起点的权责界定。这就是操守，就是信用，也是中国商人的立身之本。

　　信用之于商业，犹如空气和水之于人。商业历史上，不少案例说明了信用的地位。

　　1596年到1598年，荷兰一个船长带着17名水手，被冰封的海面困在了北极圈内。八个月的漫长冬季，八个人死去了。但荷兰商人却做了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别人委托给他们运输的货物，他们丝毫未动。这些货物中就有可以挽救他们生命的衣物和药品。冬去春来，幸存的商人终于把货物完好无损地带回荷兰，送到委托人手中。他们用生命作代价，守住信用，创造了传于后世的经商法则。在当时，这样的做法也给荷兰商人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赢得了海运贸易的世界市场。

　　中国负面的例子不少。2007年4月下旬，郑州一托儿所内发生儿童豆奶中毒事件。虽然当天孩子们就回家了，但由于当局没有讲清楚中毒缘由，旋即引发了国际连锁反应。掺假婴儿奶粉、食品以次充好、假药、假酒，等等；不择手段的非法牟利，让中国食品名誉扫地。不法商贩为了自己的一斗米之利，败坏着中国商人的信誉。这就是全球化。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在大洋彼岸引发海啸

地震。

　　信守承诺，日本商人做得比中国商人好。在日本人的“名分”中，忠诚于自己的承诺为最高伦理。天皇、父母、主人、老板、客户、丈夫等，在日本被定格为需要尽忠的主体。许多事不必有明确的合约，一个人一旦加盟一个企业，就对企业主有了一种承诺。这种承诺，不会因为企业主的“不义”而有所软化。

　　记得几年前，当时日本首富堤义明的西武公司作假，被公司的两个高管举报。堤义明因此被判入狱三年，而那两个高管则承受不了背叛主人的骂名，以至于最后要通过自杀的方式来洗刷，以便让家人能够在社会上抬起头来。在一个崇尚效忠的国度，两位日本高管选择的是信守商业承诺。

　　合约精神在创伤中确立

　　有些中国人天性温良宽厚，信守承诺，甚至以德报怨，不因为对方损害了自己而放弃自己的诺言。这自然是好事，值得称道。然而，有些人为了一己利益大动肝火，恼羞成怒，甚至做出一些让人感觉莫名其妙的事情来。

　　娃哈哈的闹剧更添加了新的注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承诺，而是已经落在了文字上。当那个合约已经不合于今天的利益，宗庆后堂而皇之地借保护民族品牌之名，就可以推倒重来。这种行为对中国商人信誉的伤害是很严重的。

　　在理智和现实的劝导下，宗庆后或许会翻然醒悟，打掉心魔，回到合约上去。经历一场深深的创伤而回归理智，这或许更难能可贵。尽管那份合约存在诸多鄙陋，而且不受相关法律保护，尽管在法律空隙中，可以寻找到不少运作之道，从而保证打赢官司，但那是一个中国商人与一个法国商人之间的约定。对自己的约定承担责任，信守承诺，或许是中国商人最起码的自尊和良知。

　　不少人对中国商人缺乏合约精神忧心忡忡，认为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经营的最大障碍。我们应对此抱有乐观态度。中国商人现在的合约精神所以不强，或许正是达能与娃哈哈这样的案例太少。如果案例多起来，在激愤、抗争、无奈与妥协中，中国商人终将认识“合约精神”的意义：合约精神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经营的入场券；企业可以在特定时点上获得胜利，但却要以中国人更大、更长远的损失去弥补！

　　中国商人的合约精神，或许正是要在凌辱、困难和义愤填膺的比对和考验中才能成长。合约精神是中国企业的巨大无形资产，经过这场“民族大义”的抗争，必定更加坚定和深入人心。

　　企业不是私人赚钱的工具，而是一件社会公器，承载着企业公民的义务和责任。

　　王育琨

首钢企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