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创新药为何遭遇难产

　　本报记者 王蔚 俞丽虹 

　　今年初，设立在上海张江的国家新药筛选中心向全世界披露了一项最新研究成果——非肽类小分子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这是当今公认的、最重要的抗糖尿病药物作用靶点之一。这项研究成果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辉瑞、默东沙、诺和诺德等世界顶级制药公司的关注。尽管该药物研发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有超过10家跨国公司表示愿意出资合作进行后续研究。

　　这种外国跨国公司加快从我国“争抢”新药研发项目的案例，在上海“张江药谷”新药研发企业屡见不鲜。今年3月，某跨国制药公司出价3700万美元的技术转让款和全球销售额9%的分成，收购上海泽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重大创新药物“重组人纽兰格林”的全球市场销售权。

　　“重组人纽兰格林”这项历时七年研发的创新药，一旦完成国际临床试验、拥有全球范围自主知识产权，将成为中国进军国际市场的首个原创的基因工程药物，年利润预计超过25亿美金。尽管法国制药公司的这份收购合同遭到拒绝，但这一创新药依然因2000万美元的资金缺口，而无法开展国际临床Ⅱ期试验。

　　中国没有一个原创新药进入国际市场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商务拓展总监刘日廷博士说，现在中国还没有一个能真正意义上进军国际市场的原创新药。过去我国的所谓新药，是从新药注册的层面上讲的，市场上没有出现过的药品，就是新药。这类所谓新药，大多数是仿制药，就是欧美已经研发出来，而在我国没有上市的药品。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新药，是指拥有全球专利或在全世界都没有上市过的新药(相当于目前中国新药注册分类的化学药或生物药的第一类)。

　　我国创新药研发有两条途径：一条是走国内的路，从早期研究到临床试验到国内新药证书取得，所需费用一至二亿元人民币，最终年销售额在0.5亿到5亿人民币；另一条是走国际的路，在完成国内临床试验后，要做国际临床试验，所需费用8亿至16亿元人民币，获得全球自主知识产权后，年销售额可在40亿元至400亿人民币。

　　根据IMS Health的统计，2005年全球医药市场规模达6020亿美元，其中美国占43%，市场规模为240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医药市场，而中国仅以117亿美元的市场占全球医药市场不足2%的份额。其中关键在于美国产品是以专利药为主体，而我国以仿制药为主。

　　目前，我国创新型药物品种数量仍寥若晨星。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企业生产的化学药品97%为仿制药。医药行业发展依托的是粗放式的仿制发展模式，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环节。

　　即使是中国原创新药的青蒿素，也由于专利被抢先注册而痛失国际市场。青蒿素是1971年我国科研人员从黄花蒿叶中提取分离到的抗疟疾药物，是中国唯一一个分子结构得到国际认可的中药。但其知识产权早已被瑞士诺华和法国赛诺菲获得，目前已被国外20多家企业仿制。因此，虽说我国是青蒿生产的第一大国，中国医药企业却仅仅处于原料供应商的地位，利益大头仍然控制在跨国医药巨头的手中，甚至中国同类药品出口时还须补交专利使用费。

　　中国何以培育不出年几十亿美元专利药

　　在1985年前，中国是没有专利法规的。因此，中国的制药企业可以仿制任何药品并能在国内生产。由于仿制药具有很大的利润空间，而研发世界上没有出现过的新药则需要巨大的花费，同时不能有专利所带来的补偿，所以那时中国的制药界基本不在新药发现上面有所投入。

　　1985年，中国产生了第一部专利法。但此时，只有制造方法被保护，药品没有保护，中国的制药企业还是能绕过制造方法，仿制国内外的专利期保护的药品。

　　1993年，中国修改了第一部专利法。这一修改，规定了药品或化合物是被保护。中国政府从以前鼓励仿制国外专利药变成了不允许仿制专利药，能仿制而有利可图的仿制药品越来越少，而且从医药的定价政策到新药注册的法规，都全面向专利药倾斜。因此原创性研发新药已成为中国制药企业必须要过的难关。

　　中国何以培育不出年销售额几十亿美元的专利药？上海市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汪亮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开展国际临床研究的资金来源。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形成针对尚未赢利的高科技企业的投融资环境。问题有三：　

　　一是风险投资业在中国尚处在成长期，存在不少亟待改进之处。例如，由于缺乏专业的风险评估人士和科学的风险评估体系而导致常常不能准确地评估项目的风险和价值。风险投资额度小，只能暂时缓解企业的燃眉之急，而无法提供较长期的资金保障。 　

　　二是中国还没有针对未赢利、高成长性的高科技企业设立

　　三是中国目前还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虽然中国的很多证券公司也具有美国投资银行的证券发行与承销、证券交易经纪等传统业务框架，但尚未涉足投资银行的企业并购、项目融资、风险投资等核心业务。

　　国际临床试验资金出路在哪里

　　不少专家认为，国际临床试验资金的出路需要依靠政府支持和加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

　　周明东说，在发达国家，通常是依靠投资银行和纳斯达克上市募集国际临床资金。就像泽生公司，美国FDA已经认为这个药可以免去在美国做临床Ⅰ期，直接做临床Ⅱ期。当前最困难的是缺乏国际临床Ⅱ期试验的费用，大约2000万美元，如果政府能够给予支持，那么在完成国际临床Ⅱ期研究后，就可以通过到纳斯达克上市融资，来获取临床Ⅲ期研究的资金，从而在不丧失中国自主性的同时完成国际临床研究，获得全球知识产权。

　　汪亮认为，高科技企业选择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不过是权宜之计。更重要的是，中国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力争早日为科技型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以满足不同类型、不同成长阶段的高科技企业多样化的资金需求，同时积极推动创业板的设立，争取培育出更多有活力、有发展前途的创新型小企业在国内上市。

　　国家创新药物专项基金应该用在刀口上。国家高新区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张江功能区域政策研究与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王荣芳指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包含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其中“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基金有300亿元人民币。听说各地区都在申报以获得这项基金的资助，建议国家应该首先保障在国内临床Ⅱ期试验已看到药效的创新药，它成功的概率大，要确保这样的企业尽快完成国内临床研究，走向国际。

　　如果各方面的支持不能尽快到位，这些新药企业就有可能选择和国际大型医药企业合作。其结果是，中国将失去赚取全球年利润几百亿元人民币的契机，将又一次错失自主研发原创新药的机会；对于企业而言，由于缺乏资金而导致在项目转让时其价值被大大低估，所以与国际项目的平均交易额相比，中国的原创新药项目通常仅能获得十分微薄的转让价款。

　　而低廉价格转让的中国原创新药项目往往都是多年来国内各大科研院校和研发企业的优质研发成果。这是一个巨大的金矿，国家为此投入了无数的人力物力，但由于薄弱的成果转换机制，我们并未将金矿转换成财富。而跨国药企依靠自己强大的资本优势，来挖掘中国的“金矿”，换句话说，他们是在冠冕堂皇地摘走中国的研发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