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这一步怎么迈

　　“十一五“期间，要由偏重于国有经济转到公平对待各种所有制经济上来；由过多干预微观经济转到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上来；由对某些利益集团的关注转到对整个社会公众权利的关注上来；由传统的“人治”政府转到现代的“法治”政府上来

　　文/本刊特约记者 梁兵

　　10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通过新华社全文播发，而此前的10月11日，该《建议》刚刚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分析人士指出，“十一五”期间，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和将达到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将对世界产生极重大的影响。

　　近日，《法人》对参与“十一五”规划工作的专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丁元竹教授进行采访。

　　使更多人受益

　　《法人》：我们发现“十一五”规划有不少亮点，比如第一次把“计划”改成了“规划”；第一次对研究课题实行公开招标，也就是所谓的向民间买“智慧”；第一次开展规划立法工作等等……您如何看待这些新的变化？

　　丁元竹：其实“十一五”规划最本质的突破在于，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为统领规划编制的一条红线。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在规划编制的出发点上，从偏重于物质财富增长，转向更加重视人的发展，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因为无论是谋划经济发展，还是谋划社会发展，首先应该明确一条，发展的目的都要使更多的人在发展中受益，满足各个阶层、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特别是尽快培育起广大中等收入者群体)。作为事关国计民生的中长期规划，“十一五”规划理应考虑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

　　《法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丁元竹：长期以来，在以升迁为动力的片面政绩观引导下，“发展是硬道理”被错误地理解为“增长率是硬道理”、“GDP增长是硬道理”，我们的经济发展陷入了以GDP增长为中心的“怪圈”。十六大之后，新一代领导人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主要思路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种科学观正是对GDP增长过度崇拜的旧发展观的摈弃。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完整、系统的发展观，它强调速度和结构、质量和效益相统一；它强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它强调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因此，经济成绩依然是主要的，但这种“社会和谐”思想表明了中央政府下决心治理因不适当的政治决策和过快发展造成的种种社会难题。

　　《法人》：“十一五”规划将着重解决哪些矛盾和问题？

　　丁元竹：一是就业矛盾。“八五”期间，经济增长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能够创造90多万个就业机会，而在“九五”期间，经济增长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只能创造七八十万个就业岗位。由于重型工业具有明显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特征，在“十一五”时期，伴随着工业化的重度趋势和资本增密的进程，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将进一步突出，从而导致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进一步降低，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明显降低。这将使本已严峻的就业矛盾更加尖锐。

　　二是资源供给矛盾。我国的能源和矿产资源虽然在总量上相当客观，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石油、铁、铜、铝等重要战略性资源的人均水平仅为11%、42%、18%和7.3%。而我国已经成为煤炭、钢铁、铜等重要资源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石油和电力的世界第二消费大国。由于重型工业具有资源消耗高的特点，因此一旦重型工业加快发展，资源消耗量会进一步增加，导致许多重要资源的需求与国内共给的缺口进一步增大和对外依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三是剩余劳动力转移和社会整合潜伏着的矛盾。当前我国城市与农村之间地缘分割、人缘分化、经济分裂、社会分治的问题相当严重，城乡矛盾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如果不注重解决这些问题，城乡各类群体必然进一步分化，进而发展成为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抗争。不仅如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成为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调整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在“十一五”时期，随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越来越突出，城乡结构调整必然要成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

　　四是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惯性运作，继续加剧发展压力造成的矛盾。“九五”时期曾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两个根本性转变。从实际情况来看，既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按此逻辑，“十一五”时期将继续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型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的集约型去转变。但完成这一转变，难度相当大。

　　五是收入差距矛盾。“十五”时期，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已经十分明显，甚至被国际上称为不平等发展最快的国家，改革已经不能够普遍提高各群体的收益，改革的支持力量减弱的问题突出。

　　影响“十一五”的十大风险

　　《法人》：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实行了十个五年计划，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规划期与政府的任期不一致，新政府采取的政策与前任有些地方缺乏连贯性，这导致五年规划难以落实。我们的“十一五”如何保障这一点？

　　丁元竹：目前，我国规划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三方面：规划无保障、实施无主体、落实无监督。我国每一次规划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是最后执行却没有保障，例如， 我们在“八五”计划中就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但直到“十五”计划，这“两个根本性转变”一直没有能够完成。另外，我国人大很少对五年规划进行监督，审计部门也不会对规划的实施进行审计。因此，我们确实要切忌有规划不落实，或者落实不到位。要通过立法手段，确保“十一五”规划的顺利实施执行，确保实施主体明确，责任明确。

　　《法人》：“十一五”计划的实施将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丁元竹：中国前期的改革特别是1990年之前，当时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不是很明显，改革能够普遍提高各群体的“收益”，改革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得以顺利进行。而近年来，权力部门化，利益个人化的现象还有利益集团崛起已经成为人所诟病。而“十一五”规划，是我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和科学发展观之后编制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时期。它们能否在实践中取得实质性突破，关键是“十一五”这一步迈得怎么样。如果这一步迈不出去，那么我国目前已经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调问题，在“十一五”时期就会与经济快速增长和全面对外开放发生更加严重的冲突。我认为，“十一五”时期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十大风险因素是：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等。从目前情况看，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已远远超过经济领域。

　　《法人》：如您所说如何执行“十一五”规划才是关键所在，那么在“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需要理顺哪些关系？也就是说如何迈出这一步呢？

　　丁元竹：“十一五”时期，中国体制改革将处于艰难的攻坚时期，一些高难度的改革，将进入实质性阶段。这一时期的改革一方面有利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另一方面又具有高风险的特点。因此，要着重理顺三个方面的关系，即政府与市场(包括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要由偏重于国有经济转到公平对待各种所有制经济上来；由过多干预微观经济转到实施有效的

宏观调控上来；由对某些利益集团的关注转到对整个社会公众权利的关注上来；由传统的“人治”政府转到现代的“法治”政府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