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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教育改革，在触及“产业化”的暗礁之后便成了社会各界激烈抨击的对象。
因为高校的高学费、乱收费而导致家破人亡的新闻已不鲜见；因为高校的扩建、改建而暴露的官员腐败案件时有耳闻；因为高校招生的黑箱操作、行政机关的官僚做派而造就的机构臃肿、办事拖沓、效率低下的作风也已使高校本身不堪重负……
追寻中国内地教育改革的踪迹，可以发现，“教育产业化”已经成了目前最令人愤慨的渊薮。实际上，这一论调问世至今不过7年，而其裹挟而来的积弊日甚，已足以令人瞠目结舌。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国大陆虽然地处腹地，但也不可避免地饱受了冲击，外贸不力，内需疲软。喝过洋墨水的经济学家献出良策，寄希望拉动内需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思路也随之出笼，因为中国社会素有“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国人向来省吃俭用，但在子女接受教育方面毫不吝啬。惟有教育收费才足以逼使国民消费。
1999年7月的高校大扩招本身并无太多诟病之处，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化是世界大势，而其竟然源自于“拉动内需”作为可以启动消费的理念，而且以“25%～30%的扩招速度，……每年扩大到400万人，……每年可收取学费200个亿及其在校消费40亿，若以投资乘数估算，240亿可以拉动1000亿的投资和最终消费”。
2003年9月，联合国教育权报告员考察中国教育状况后指出，“教育经费只占GDP的2%，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其余的47%则由学费来弥补”。显然，教育成本恰恰就以教育产业化的名义转嫁给了广大的国民。这一思路委实是触犯众怒、招致民怨的失败之着。
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明文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迄今20年来，政府没有免费。农村居民勒紧裤带，节衣缩食，而因为子女上学再度返贫的家庭不计其数。
国民教育应该有公私之分。学者指出，免费是义务教育的应有之义，非义务教育则应该放手发动社会资金的力量，在政策上予以正面的扶持，使之缓解政府教育经费的窘境；而现实却是，政策方面的细微变动便造成了民办教育的萎缩；中国内地完全抛弃了民国时代早已形成的现代教育“三驾马车”制度设计(公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歧视民办教育反而成了拖累自身的包袱。由此看来，挣脱制度之瓶颈才是教育改革的正道。
本刊评论员 仲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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