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变油 在喧闹中爬

　　文/罗 威

　　最近，随着世界石油价格不断高企，各界对石油问题高度敏感和关注。为了突围石油困局，中国舆论纷纷热炒“煤制油”项目，有报道指出，目前中国已经出现了“煤变油”的“千亿大跃进”。同时，有专家认为，“煤制油”与其发展机遇相比，更像是一个陷阱，因为它投资大、不可预计的风险高，前景并不乐观。

　　“煤制油”项目目前在中国究竟处于什么状况，企业的投资价值如何，又在中国能源战略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煤制油”的工业产量为零

　　一般来说，“煤制油”有两种技术方式：一是煤炭直接液化，二是煤炭间接液化。两种方式各有特点。煤直接液化对煤质的要求高于间接液化，但是煤直接液化路线相对简单，热效率高，液体产品收率也比较高。煤炭间接液化对煤质要求不如直接液化苛刻，且世界上具有南非工业化工厂长期运转的范例，但是煤间接液化路线比较长，热效率和液体收率比直接液化低一些。

　　目前，国内煤间接液化还处于中间试验阶段，中科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目前形成了可建16万吨工业示范工厂的技术； 山东兖矿集团年产100万吨的间接液化项目处于前期的研究阶段。煤直接液化方面，目前只有神华集团的工程项目在建设当中。预计在2007年建成一期工程三条生产线当中的一条，年产油量为100万吨，而这也只是一条“工业示范生产线”。

　　“我们不能说第一个孩子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就说人家超生了！”中国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煤化工研究分院院长杜铭华告诉《新财经》，那种认为目前煤制油项目已出现“大跃进”、无序化、乱上马的说法是毫无根据、也没道理的。目前有煤炭资源的省份和企业来研究院咨询的很多，其中一部分在做前期的调查和预可研报告，真正上报到发改委等待审批的没几家。杜铭华说，可以肯定的是，2010年以前，我们都处于“煤制油”工业化的示范和准备阶段，离工业化的成熟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

　　为什么“煤制油”的工业化发展如此之慢呢？技术上未能如期进入工业化示范阶段是最大的问题。拿直接液化技术来说，德国发明这项技术于1913年，在1945年“二战”之前发展到鼎盛时期，当时年产已经能达到400多万吨，用于其军事目的。“二战”后，美国席卷了德国的技术和科学家，继续这个项目的研究。但是上世纪50年代中东石油的开发，导致石油的价格比水还便宜，这项技术就失去了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于是停滞下来。直至70年代出现两次石油危机，才使得美国重新重视“新能源”问题，其中也包括开发新一代的煤直接液化技术。同时，德国和日本也在积极推动这项技术的研究。当美国完成新一代煤直接液化中试厂(指日处理200吨左右煤炭的规模)的建设和运转时，全球的石油价格又与这项技术开起玩笑，与大多数预言相反，到1986年世界油价平均在每桶13～15美元，曾一度跌至每桶10美元以下。进入90年代后，由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及随后发生的海湾战争，油价骤然回升。海湾战争停止后，油价又不断下降，到了1998年，油价跌到了197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于是，美国的煤炭直接液化研究项目结束后没能如期进入工业化示范阶段就中断了研究。日本煤直接液化研究项目结束的最晚，坚持到2000年完成了日处理150吨煤炭的煤液化中试工厂的项目。中国煤炭研究总院北京煤化工研究分院的煤液化技术研究所依靠上世纪80年代初与日本政府合作(因为日本煤炭资源稀缺)得以生存下来至今，成为目前中国煤炭直接液化研究的权威科研机构。

　　所以，今天中国“煤制油”的最大生产厂家神华集团遇到的最大难题也是缺少煤直接液化工业化示范的经验和技术的问题。尽管神华集团在做煤直接液化项目时要引进一些国外的关键技术，但是完整的煤直接液化技术工程化还有待于神华集团去开发和完善。要大规模地兴建煤液化工厂和投产，与小规模地试验存在很大的差异。杜铭华说：“‘煤制油’的技术门槛是非常高的，比生产电脑难多了！这种上百亿元的投资规模所需要生产工艺和流程的要求非常规范，每个环节的技术条件要求也非常高，再加上每个厂家面对不同的环境、条件和资源，使得进这个门槛很难。”神华集团委托北京煤化工研究分院的煤液化技术研究所进行技术设备和流程改造，才得以在今年年初宣称“突破核心技术”，迈出走向产业化的关键一步。

　　“煤液化”是个能源战略技术

　　该不该用煤制油，截至目前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煤制油”项目对中国的能源问题是否具有战略意义？

　　反对煤制油的代表人物是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他说：“从世界范围看，很长一段时间内，以煤炭为原料制油没有任何优势，不是新能源发展的趋势。中国是贫油国家，但并不意味着为缓解能源紧张就必须发展煤制油。虽然中国煤炭总体储量不小，但人均煤炭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值的60%，煤炭资源也是有限的。现在所进行的这些‘煤制油’大项目说明，我们许多能源政策是在照顾各个集团的利益，不是真正的优化方式。开发‘煤制油’技术，做一些努力不是不可以，但不能以能源危机为借口，做一些违反规律的事情。以一种稀缺资源去替代另一种稀缺资源，是要付出代价的。”

　　而一些企业家和北京煤化工研究分院的几位研究员都对《新财经》表示不能认同这一看法。杜铭华对《新财经》提出以下观点：

　　第一，中国必须发展符合自己国情的能源战略。中国不能简单地照搬发达国家的“油气”发展模式，因为中国石油和天然气的可采储量都不到世界总量的2%。而目前中国探明的煤炭资源储备是1.02万亿吨，如果加上没探明的煤炭资源，预测中国的煤炭资源储备约在4.5万亿吨左右。这个数字让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宝有信心，他说：“按目前的生产和消费水平，我们国家的煤可以开采使用100年以上”。

　　第二，保守地估算，按4吨煤产1吨油的比例(包括直接液化和间接液化)，再按目前计划兴建的项目工程乐观预计，到2020年我国生产出3500万吨油，会消耗1.4亿吨煤，约占届时煤炭年消耗量的5%～7%。现在我国提高能源效率的潜力很大，这1.4亿吨靠节能就可以省出来。目前中国进口原油约超过1亿吨，靠“煤制油”可填补这个缺口的30%。

　　第三，无论是直接液化还是间接液化，生产出的油制品都是清洁燃料，含硫量和含氮量都是目前油制品的千分之几，质量要远远优于现在的油制品。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煤制油都是一件非常值得做的事。正如同前任总书记江泽民1996年视察我院所说的，‘煤液化是个能源战略技术’。技术问题只要给予重视，是能够解决的，但干与不干却有本质区别。放着现有的能源优势不利用，却因石油问题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处处被动就不该了。”杜铭华总结说。

　　煤液化技术研究所所长李克健提供了另一个角度：标准煤的热值是7000大卡(实际上会比标准煤稍低一些)，标准油的热值是10000大卡。也就是说，从热量价值上算，煤是油的60%～70%，但从实际交易价格上看，都按高价位算，一吨煤是500元钱，一吨油是5000元钱，煤的价格是油的价格的10%。所以，“煤制油”广泛应用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煤制油”投资价值分析

　　北京煤化工研究分院煤液化技术研究所所长李克健对《新财经》说：“根据我们的研究，对煤炭液化工程经济效益影响最大的是四个因素：一是油价，二是投资额，三是工厂的开工率，四是原料价格，包括煤、水、电，等等。我们研究发现，在这四个因素中对工程经济效益最敏感的是油价，最不敏感的是煤价。”

　　由于煤炭液化工程从计划到生产至少需要五到六年时间，那么，谁能预言五六年后的油价与煤价呢？面对此质疑，李克健认为：

　　第一，每个工厂的成本控制能力不同，油价的成本也就不同。比如发电的方式、管理方式、煤的运输价格不同，都会对液化油的成本带来较大的影响。唯一可供参考的是，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然后把油价的上涨幅度与煤价的上涨幅度相比较。如果油价上涨的幅度等于煤价上涨幅度，那么，工厂效益会越来越好。现在的情况是，尽管煤价也在上涨，但上涨的幅度远远小于油价的上涨幅度。第二，国际上有一个“煤制油”效益的通行法则：只要成本控制在22～28美元之间，“煤制油”就能保本运营。中国的

煤炭价格和人力成本相对便宜，对成本控制具备优势。

　　尽管杜铭华和李克健对企业盈利都表示具有强烈的信心，并认为从长期来看是一个可持续性盈利项目，但是，他们都提醒投资者说：首先，“煤制油”是一个需要大量资金的项目，至少要年规模产量达到100万吨油品，这大约需要100个亿的投资额，启动资金约为30亿人民币；其次，目前中国政府尽管给予了关注，但对审批新的煤直接液化项目仍持谨慎态度。

　　他们认为，建设煤直接液化厂不应该是单纯的企业行为。除了一些大型国企外，很少有企业具备这样的资金实力和承担风险的能力。政府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支持方式加速这一产业化进程。比如说学习南非的做法：政府对企业采取担保的方式支持，如果油价低于某一价格，政府应出资收购产出的油制品，作为其战略储备，这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