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约和提高利用率更重要

　　在增加供给的同时，节约和提高利用率在帮助中国维持自己巨大的能源胃口方面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文/高永宏

　　在中国的各个产业中，煤炭工业是与国际接轨最少的产业之一。这一方面由于体制和 产业的状况限制，另一方面也由于煤炭对于发达国家并非像中国那样重要。但实际上，对于现在的中国煤炭工业，借助国际经验可以更好地抓住目前良好的发展契机，迅速地增加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为此，《新财经》特地专访了Global Insight的分析员Steven Knell，Knell因对亚洲和中国能源业的出众研究而在业界建立了自己的声誉。在加入Global Insight之前，Knell曾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

　　《新财经》：在您看来，应该如何尽快提高中国煤炭工业的效率？在这方面，中国企业从国际同行那里可以学到什么经验？

　　Knell：中国政府上个月宣布将因为安全生产原因关闭全国1/3的煤矿，这将很快提高该行业的效率。中国的煤炭工业应该而且能够削减企业数量，关闭小煤矿可以提高整个行业的效率。事实上，提高煤矿生产的安全性给政府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进一步合理地重新布局这个行业。

　　就国际经验而言，环境问题是提高该行业效率的首要动力。在煤炭生产和消费方面采用更严格的环境标准将把那些低效的企业从行业驱逐出去。例如，为了在温室气体(GHG)排放标准方面跟其他燃料竞争，欧洲的煤炭企业纷纷采用了更新、更有效的科技。因此，在煤炭产量提高的同时，中国企业必须在科技方面加大投入。这方面的工作可以由政府主导，但也可以通过给国外资本更大的自由来实现。

　　总而言之，提高煤炭企业的效率，必须通过安全生产、环境、科技和市场因素的结合来完成。

　　《新财经》：目前在中国，神华集团500万吨煤液化项目已经动工兴建。您认为这一技术在中国的前景如何？

　　Knell：煤液化技术已经有超过80年的历史了，主要是通过费-托工艺(Fischer-Tropsch process)将煤气化转变为固体石蜡，后者可以进一步提炼出柴油、萘及包含丁烷和丙烷等的液体燃料。这一工艺的发展跟政治关系很大，得不到传统的石油进口的国家(纳粹德国和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只能使用合成的方法来生产替代品，从而推动了这一技术的发展。

　　阻碍煤变油技术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是费用。煤液化是一种相对昂贵的生产碳氢化合物液体燃料的方式，费用大概30美元一桶。因此，该技术在低油价时期根本没有竞争力。但是，考虑到目前原油市场的紧张状况和高企的油价，煤液化还是有相当竞争力的，而且大规模应用的前景比较看好。在中国这种石油相对短缺而煤炭资源丰富的国家，煤液化技术将会成为平衡国家能源战略的一个有力的武器。

　　南非的Sasol公司目前在煤液化的商业应用上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目前它正在卡塔尔投资6亿美元修建一个工厂，名为Oryx 。煤变油还有一个好处：在合成过程中一些杂质例如硫、砷、汞和一些固体颗粒都已经被清除。因此，Sasol宣称于2006年开工后，Oryx将生产出世界上最清洁的柴油。

　　《新财经》：为了解决煤炭行业高度分散化的情况，中央和地方政府正致力于将中小企业合并成为大的集团。但是，通过行政命令合并的一个后果也许是产生低效的企业。您怎样评价这种方式？

　　Knell：行业高度分散可以导致产能过剩、低效、缺乏定价能力等一系列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好几种方式。通过行政命令整合确有其优势，当然应该成为解决方案之一。目前的小煤矿实在太多了，大规模的整合是必须的。在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中国石油工业的经验。

　　中央、省级和地方煤矿必须被整合为成为几个大集团。这些集团的整合可以根据地域分布完成，但彼此之间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公开公平的竞争。其他不具竞争力的企业将很快被这样的竞争格局淘汰出市场。此外，这些集团可以将自己的资产剥离打包到香港、纽约或是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这种剥离可以让它们更容易得到外国资本的青睐，从而前景更加光明，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也可以更有竞争力——就像中国现在的国有石油公司那样。

　　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整合必须与整个煤炭行业的重组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低效企业简单整合在一起确实风险很大。

　　《新财经》：在中国，典型的煤炭企业只产煤。在英美国家，煤炭企业的价值链是什么样的？中国煤炭企业应该从中学习些什么？

　　Knell：不同国家的煤炭企业的价值链有所差别，但中国煤炭企业应该更紧密地和发电结合起来。最理想的方式也许是采矿和发电厂都集中在一个区域，这样可以可观地节约成本。

　　然而，为了更深入、更好地重组整个煤炭行业，煤炭企业应该通过组成更广泛的集团或是战略联盟来拓展自己的价值链。在这方面，煤炭企业应该更好地同石化企业结合起来。当然，发电也是一个很好的结盟对象。同时，煤炭生产企业也应该将自己的业务多元化，例如，它们可以进军相关产业，或是在国外开展煤炭生产业务。

　　《新财经》：您怎样看待中国的能源战略？对此有何建议？

　　Knell：由于中国的一些特殊性：国土协调未来的需求、国内的资源供应、环境和污染问题以及当前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当前的战略强调更大的能源供给量，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刺激供给的政策往往伴有自身的问题，必须注意产能过剩及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平衡问题。中国2000年以来在能源产业方面的过度投资会导致以后(2010年或更早)的产能过剩。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调控某些能源领域的扩张，例如最近限制沿海区域的

天然气站的决策就是相当明智的。更合理的煤炭产业布局也应该在这一考虑之内。同样，有迹象表明在石油、天然气和发电方面，精炼、运送和分销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优先考虑。这些方面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可以保证能源供应不被中断，从而让整个行业更为平衡。

　　随着局势的发展，必须对战略进行大幅度调整来适应变化的能源发展趋势。低价传统燃料的日子即将结束，当局必须更努力地寻求应对方案。煤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会是中国的主要能源来源，但在利用率方面仍要下很多功夫：中国理应用比现在更少的煤做更多的事情。

　　天然气以及其他一次电力的发展很快，但仍属于补充性燃料。中国政府必须下大力气优化国内的发电模式——不管使用什么燃料。尽管GDP增长还比较强劲，原油进口仍可能造成整体性的麻烦。更严格地控制车用燃油的效率、发展乙醇等添加剂及使用煤合成的替代能源等都有助于缓解这个问题。在增加供给的同时，节约和提高利用率在帮助中国维持自己巨大的能源胃口方面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