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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陆斌
有一句经典的电影台词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找到答案。在没有明确答案的时候，我们一边朝前行走，一边不停地寻找着某个坐标，希望能够参照自己，看清我们到底能走到哪里去。
第一次看到电视,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整个大院里的人守在一两家9英寸的黑白电视前,更多的是羡慕和好奇。那个年代，邓丽君的歌曲传入大陆，虽然让国人紧张的神经变得惬意、舒适，但我们的定势思维把这样的声音当作“靡靡之音”。
看了30多年电视后的2005年夏天，一档“超级女生”的电视节目火爆全国,引发大大小小的媒体裹胁着全民又一次发起“电视是什么的？”的争论。这看似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答案却一点都不简单。在某些人眼中，电视是赚钱的工具，在另一些人眼中，电视则是教育的工具。在学者眼中，电视是大众传播媒介; 在观众眼里，电视可能就是获取信息和休闲娱乐的一个工具。
不论管理部门、专家以及电视人如何界定电视的功能,由观众手里的遥控器决定的“收视率”，在无形当中成为主宰电视节目形态和走向的表决器。听听他们的声音，也许更有助于我们的管理层、专家、电视人辨析这股风潮的发展趋势。
娱乐化，是观众的精神生活需求
看到全国各大媒体对电视娱乐化的纷争，我们不敢轻易地用自己的主观臆断来揣测大众的收视心理。于是，我们在《现代广告》网站www.maad.com的论坛上进行了“如何看待电视娱乐化的倾向”的热点调查。同时，参照人民网“您如何看待时下流行的娱乐节目风格，以《康熙来了》为例”的调查以及网易开展的“您认为将来什么样的电视节目将成为主流？”的调查。分析表明，电视的娱乐化适应了绝大多数观众的精神需求。不过，观众对现在的娱乐节目是否存在低俗化的问题上存在较大的争议。
在《现代广告》网站的调查中，调查者选择最多的选项为“电视就是大众娱乐工具，别看得那么沉重。什么文化意义、社会意义,电视承载不了那么多”; 其次，选项较多的是“电视娱乐化是社会必然的发展趋势。在个性化时代，观众喜欢参与节目，与节目互动，根据个人喜好来选择收看”。很显然，决大多数调查者倾向于支持电视的娱乐化发展这个趋势。
一些《现代广告》网站的热心会员们在投票的同时，把自己的观点表述在跟贴中。网友听月说“电视就是娱乐大众的，这是根本。然后才有其他的细分定位。”阿七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既然是市场的需要，还是由市场来决定吧。”
网友xiaopig认为“现在的电视娱乐化是媒体市场发育的阶段性象征，是迎合观众的趣味需求，但这并不等于低俗化，要相信观众的审美水平。今后，随着同类节目的竞争，如果是市场的客观选择，即使一时表现得比较“庸俗”了，也是观众本身素质决定的。相信市场，相信观众。”
观众喜欢什么样的娱乐化节目？
开掘电视娱乐化功能最早的当属中央电视台，CCTV凭借资源优势把《综艺大观》、春节晚会、《同一首歌》等歌舞晚会做到极致; 而类似青年歌手大赛等电视选秀活动也曾让观众痴迷过; 但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那几个“明星老面孔”委实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 模仿《美国偶像》的“超级女声”几乎无底线要求的平民选秀极大地调动了观众参与电视节目的热情，这个在2005年很是刺激观众神经的节目被网友称为“新电视运动”。“这场运动确实有标志性的象征意义。”
很多网民和观众在调查中，都对中国电视台存在的刻意包装和煽情、做作的节目策划动机表示反感。“为什么那么多观众喜欢看低俗的娱乐节目？是因为本身观众的境界就低俗么？不是的！也许就仅仅是娱乐，而真正的艺术、真正的品位，大多数观众还是分的清的！娱乐性+观赏性+品位=李咏的节目。”“娱乐节目也要出精品，要质量，不要数量; 多到群众中去，多做调查，观众到底需要什么？以什么形式？在什么时间？做出观众喜欢的东西？关键是以观众为本。顾客是上帝！没有顾客的餐厅迟早会倒闭的。”
首都师大的戴宇媛同学认为，现在人们的生存压力太大，生活节奏也很紧张，看电视本来就是为了松弛，放松这种压力。假如看电视时也要绷紧神经，不能适当的缓解，那不是太累了吗？简单也是一种美，当然我们的简单不意味着“俗气”与“无聊”。
最反感娱乐节目的低俗化和一窝蜂现象
在采访和调查中，观众在普遍对电视娱乐化倾向表示赞同意见的同时，也对娱乐节目中出现的低俗、无聊乃至一窝蜂的模仿现象表示极其反感。在各大网站，网民们指出，对于近年来一些娱乐节目播音主持人俗不可耐的表现“早看不下去了”、“确实该规范了”、“有的主持人本身素质低下，缺少知识，于是只好把肉麻当有趣，把庸俗当幽默，以博取廉价的笑声。”
公司职员胡新春认为，“电视圈自我吹捧，霸占电视节目时间，这是更加恶劣的现象。打开电视，老是那么几个明星在接受访谈，现在已经延伸到访谈自己的电视同事了。他们衣食无忧却老是在顾影自怜地述说自己的烦恼什么，絮絮叨叨那点‘人生琐事’真让人烦。以前讲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让工农兵占领舞台，有片面性，演员、主持人不应当被排除在宣传的范围外，但是自己说自己，就有点令人倒胃口了。现在，让演艺圈、电视圈里的人占领咱们的舞台、荧屏，就更加片面了！”
网友和采访对象说起电视节目中的无聊、低俗现象，头头是道。比如“有的主持人喜欢说些无聊的废话，主持人在评委投票时从1数到30，观众又不是小学生，用的着你在台上教数学吗？”很多主持人都有很多共同的口头禅，网友在列举的同时还在口头禅后面加上了一些有趣的评语。如“你好可爱哦”(装弱智); “想知道结果吗，广告回来见”(吊胃口); “好开心哦”(装天真); ，“喜欢他就要赶快发短信”(当营销员)。
“最近低级庸俗的搞笑节目太多太滥了，特别是那些并不好笑而又配上哈哈哈笑声的无聊节目，逼得你只好换台或关机。”
另外，对电视台一窝蜂模仿和相互抄袭娱乐节目，浪费电视资源和观众时间的现象也表示反感。
人到中年的郭先生认为“电视娱乐化不是啥新东西，从电视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这个天然的功能。百姓需要娱乐，生活需要娱乐，市场需要娱乐。现在的问题是 各地电视台娱乐栏目总有些似曾相识，缺少新意，大同小异，缺少特色。中国人喜欢追风，喜欢赶潮流，还有少数人喜欢抄袭。但愿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能尽早摆脱低俗化、格式化、脸谱化，给老百姓提供点真东西。”
中国观众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电视娱乐节目
说起电视的娱乐节目，包括学者在内，很多观众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照搬和模仿海外的“真人秀”、“智力测验”、“脱口秀”等等节目，再看现今中国电视屏幕中活跃的各类娱乐节目，都有着模仿海外节目的影子。
“我不反对电视的娱乐化，但要看如何娱乐。我们的电视媒体的确缺乏娱乐，也不会娱乐。但我们的电视媒体应该会有很强的娱乐本性，毕竟，我们的文化养分不缺少娱乐的元素和因子。可为什么中国的电视媒体要模仿其他文化背景下诞生的电视娱乐节目？《康熙来了》在台湾是个好节目,它适应台湾的文化、政治氛围,并得到台湾观众的认可。但我们大陆的娱乐节目是不是应该推崇和模仿呢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原创娱乐节目和原创的电视娱乐文化在哪里？是《幸运52》还是《超级女生》？”网友们对电视工作者提出了这样的追问。
“说实话，我觉得现在电视一窝蜂地做成这样的娱乐化结果，是电视人没文化素养的一种表现，缺乏电视文化的创新，只是一味地模仿、抄袭港台地区或国外的电视娱乐节目。”
“电视需要娱乐，但是不是现在这样的低水平娱乐？港台电视节目带有很明显的岛屿文化的狭隘性和殖民文化缺乏责任感的特点，他们的娱乐节目是为追求人的感官刺激而娱乐,是娱人不是娱心; 再看同样的亚洲近邻韩国的电视剧，就有很强的民族文化的责任感和传承性。如果大陆电视台都去以台湾娱乐节目为榜样，只能是中国电视人的悲哀。”网友们的批评尽管犀利，但值得反思。
观众接受娱乐节目的底线在哪里？
在网上调查和线下采访中，记者发现观众对于娱乐节目能够接受的“底线”，分歧很大。这和观众的欣赏品位、文化修养乃至年龄段都有关系。
有些观众认为现在的电视娱乐节目已经庸俗了，不能接受，批评的相当尖锐。“我觉得电视节目已到了非管不可的时候了。只要你打开按钮,装腔作势的，低级庸俗的，毫无意义的节目比比皆是，更有甚者，有的在诱导你犯罪，在教你如何坑蒙拐骗，在教你如何进行婚外恋; 特别在误导儿童青年追星，学习所谓的什么新新人类。殊不知，几个港台所谓的明星，几个不伦不类的小丑，在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历史优秀文化中，他们能算了什么？”退休干部袁波谈到电视娱乐化似乎牢骚满腹。
而北京大学四年纪学生胡刚则认为大陆电视台的娱乐节目还只是“小儿科“水平。他很喜欢看台湾的《康熙来了》，认为很搞笑，很放松，他不觉得这个以“谈论连战的四角内裤”、“拍卖费翔胸毛”的娱乐节目有什么低俗。他认为，《康熙来了》的确有它的可取之处，内地媒体太有“责任感”了，而忽视了观众的娱乐需求。现在开始娱乐化，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要有一个度，如果泛滥到像港台那样，连战大陆行的新闻都抢不过艺人结婚的新闻，那样的媒体就畸形了。但是我觉得目前还不需要担忧，毕竟我们的媒体监督机制比较完善。”
针对央视主持人集体抵制娱乐节目庸俗化的倾向而发出的“要娱心不能娱人”的倡议，属于“新新人类”的大学生张安骐持反对态度，“现在央视娱心的节目也够多了。有点烦了。为什么不能娱人？我既想看娱心的节目，也想看娱人的节目。把人逗乐就是一种水平，你们如果不服的话可以和宪哥比一比，别管低俗不低俗，你也让我们开怀一笑试试。要我说，现在大陆电视台的节目说教味还是太重，好像什么东西都要‘寓教于乐’，我可以理解你们的权威身份，但是可别忘了娱乐节目的本质。我是一个普通观众，在欣赏完那些阳春白雪之后，也想来点下里巴人。”
其实，这样的争议是正常现象。心理学家的研究也表明，越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群体反而越喜欢看所谓“低俗”的娱乐节目，而反感说教性的节目，他们看电视更多是为了放松，而不是学习和感悟。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喜欢看“低俗”娱乐节目的人群指责为素质低下。毕竟，不同群体的人们会因为不同的文化修养和趣味，存在所谓的“知识沟”，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因为文化的差距，而产生不同的信息接收偏好，渐渐地不同群体之间信息的差距会越来越大，泾渭分明。在文化工业化的今天，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消费品，其消费市场和消费对象也已经充分细分了。做一台老少皆宜、男女同爱的“电视娱乐节目”真的很不容易。
结语 我们会不会“娱乐至死”？
娱乐消遣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马克思把这种精神生活称作“享乐的合理性”的满足。当中国的电视媒体进入了一个被娱乐主宰的时代，一度遭受冷落的电视娱乐功能日益被强化 在荧屏上，你不难看到综艺游戏的热闹纷繁、益智博彩的紧张刺激、情景喜剧的调侃轻松……，这是对“万物之灵”娱乐享受的满足？还是对精神崇高性的消解与淡化？电视媒介在新鲜刺激、消遣休闲式的感官满足之后，还能给予观众些什么？这是值得整个社会以及电视人思忖的问题。
美国作家尼尔·波兹曼在名作《娱乐至死》中，以拉斯维加斯为例，提醒沉陷于狂欢泥潭的人们“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当越来越多不同年龄的“玉米”、“凉粉”、“盒饭”在尽情享受着由《超级女生》给2005年的这个夏天带来的“大众电视娱乐的狂欢盛宴”时，尼尔·波兹曼回响在拉斯维加斯的警钟，是不是开始飘荡在中国大陆的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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