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消费品过剩到工业原材料过剩

　　庞大的投资加上投入产出比提高，生产能力的释放十分巨大，很难想象。产能释放出来以后面临的是销售问题。本轮以重工业为主的投资，到2007年项目集中到期，将出现一个集中的产能释放期。

　　《中国科技财富》：在中国这一轮经济上升周期中，您是国内较早意识到产能过剩可能对经济造成损害的经济学家。在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人均消费能力、社会发展水平远远 低于发达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过产能过剩的问题？

　　王建：对于产能过剩、预防通缩，我在2003年11月经济学家50人论坛的一次会议上就提出了。当时预防过热，2004年经济过热势头看上去很猛，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的调控措施给经济降温。实际上，当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冷的因素就一直存在。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工业消费品已经开始过剩。1999年开始出现汽车和住宅消费热潮，上游部门开始出现短缺，带动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但是投资过大，消费品过冷，生产资料现在也会很快冷下来。所谓“冷”和“热”表面上是市场的变化，背后是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供求关系的变化从来都是相对的。现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还有9亿农民，不能说产品过多。由于体制转换，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居民主体收入增长不能与经济增长同步，导致储蓄能力、投资能力大大增强，而消费能力相对较弱。这些年，收入差距拉大也一直有人在提，但是对经济运行影响的表现，关注的人不多。收入差距拉大最终的结果是生产过剩，资本主义国家200多年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个问题。由于威胁到了自身的生存，这些国家也在不断探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二战后进行了社会改良，主要通过社会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缓解了这个矛盾。一方面政治层面的冲突减少，另一方面，经济运行也寻求到一种平衡。

　　《中国科技财富》：您刚才提到中国收入差距拉大可能产生的宏观影响，即消费不足带来生产过剩，那么现在中国收入分配不均到底有多严重？

　　王建：中国已经走向了市场经济，在初次分配上要打破平均主义，这是改革的目标，中国也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分配的天平却朝收入分配拉大这一头倾斜。当然，改革是循序渐进的，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解决问题的重点，但是往往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十五大以后进入国有产权改革阶段，抓大放小，企业转制。现在企业改革已经进入大型企业的攻坚阶段，转制后，大锅饭已经打破，企业内部约束机制得以建立，效益也在提高，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改革初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只有0.23，上世纪80年代后期没有突破0.3，上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0.4，现在差不多0.47，而发达国家通过社会转移支付，现在也只达到0.4，美国收入差距大一些，也不过0.45。现在养老保险只覆盖了1.8亿人，医疗保险1.6亿人，失业保险1.2亿人，而劳动力7亿多，其中有3亿在城市。从面上看，农村基本上没有覆盖，城市只达到一半的水平。改革解决了一些矛盾，而新的问题也在出现，再配合现在出现的投资大热潮，必然会产生生产过剩。通胀在中国一定是短期现象，因为从表面上看，是需求大于供给，拉高了价格，实际上这是供求增长不同步，投资能力越来越强，供给越来越大，而需求没有同步跟上，过剩不能避免。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基础原材料部门的出现短缺很快消失。所以在不远的将来，我们面临的是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问题。所谓“通胀不可虑，通缩最堪忧”，就是这个原因。

　　《中国科技财富》：你认为生产过剩会在什么时间全面表现出来？

　　王建：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是中国的一个坎，很多问题将在这个时期爆发。一是土地问题，二是资源限制，这两个是供给方面的问题，三是生产过剩的需求屏障，四是贸易问题。贸易的主要问题是高度依赖美国市场，而美国“双赤字”很不稳定。土地、资源等问题现在已经露头，在“十一五”期间会成为增长屏障。“十一五”的第二年，也就是2007年，中国可能出现全面生产过剩。自90年代下半期以来，中国工业消费品的供求逐步呈现出全面生产过剩，据商务部方面数据，今年上半年在507种主要工业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17.0%，而供过于求的商品已占到83.0%。为什么说2007年是关键点呢？因为本轮投资以重工业为主，重工业的平均建设周期是5年，2003年开始投资热，到2007年项目集中到期，出现一个集中的产能释放期。如果美国经济在这个时候出问题，出口下降更会加重中国生产过剩的矛盾。如此一来，增长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同时出问题，就会导致经济增长下滑，失业人口增加，居民收入减少。长期以来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就可能成为社会问题显现出来。

　　《中国科技财富》：近两年来，有关经济趋“冷”还是趋“热”的问题，经济学界有不同的看法。现在，人们又在讨论讨论经济是冷是热的问题，你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

　　王建：现在讨论经济“冷”和“热”的问题，人们使用了不同的数据。主张防“热”的任务没有结束的人认为，投资和去年相比没有下降多少，仍然在高位运行，出口没有减缓，消费比去年略有增加，增加了8个百分点。今年上了8万多个项目，6月份投资增长率达到28.8%，看不出冷的苗头。认为现在经济趋冷的观点说，现在CPI指数下滑，企业运行效益下降，产成品资金库存大幅增加，广义M2的增速大大快于M1，贸易顺差增加，等等，都是经济趋冷的标志。说经济变冷的忽视了热的因素的存在，说防变热的一方也不解释冷的一端的原因。

　　我认为，经济是一个整体，是冷是热只可能有一个解释，不可能存在“既热又冷”分歧的说法，一定要把“冷”和“热”统一起来分析。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现在需求增长在高位，但供给的增长水平更高。现在需求增长已经达到使GDP增长达到9%的水平，仍然无法将更高的供给吸纳掉，导致价格下降，企业效益接着下滑，比如利润回落，增长幅度去年40几个百分点，今年下降到10几个百分点；企业销售增长16%，而库存增长达到19%；生产资料部门中的加工行业和企业利润下滑，大面积亏损。这是都是供给增长快于需求增长的证据。也有人将需求不足等同于需求萎缩，从而得出一个错误的判断，认为今年3、4季度经济增长要下滑。问题是现在需求的增长速度没有明显下降，需求增长能够保证今年经济增长9%、明年8%的速度，没有问题。明年需求将有所回落，幅度不会很大。但因为供给增长过快，企业效益指标下滑，这才是合理的解释。供给增长速度大于需求，说明生产过剩的隐患确实存在，危险将要降临。

　　《中国科技财富》：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出现了煤电油运紧张的状况。但现在钢铁的价格在下跌、水泥企业大面积亏损，这些基础性行业是不是已经出现生产过剩的征兆？

　　王建：从行业来看，水泥去年上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几，今年是百分之十，只相当于去年40%的增长率。水泥企业大面积亏损。我们现在4400多个水泥企业，有1900多个处于亏损、半亏损和停产、半停产的边缘。原因就是新投产的企业过多，过去都认为基建效益不错，水泥需求量大，价格也在涨。钢铁也是如此，钢材主要是线材和20毫米螺纹钢价格在掉。还有用于建筑的中厚板，今年以来每吨价格已经下降了1000多元，跌破了钢铁企业的生产成本。汽车前两年在需求上已经显示出不足。前两年出现短缺的行业，缺电，煤炭也紧张，最近煤炭价格已经下降，各地的煤炭库存大部分从去年的三、四天增加到了十五天以上，秦皇岛等主要的煤码头已经出现煤炭积压，煤炭价格也开始下降。估计今年的煤炭需求基本持平，到明年出现过剩。从电力来看，去年25个省缺电，今年上半年减少到18个。去年投产的电力是6千万千瓦，今年投产了8千万千瓦，现在报到发改委已经批准的和以前年度批准正在兴建的电力项目，到2010年能达到9.4万亿千瓦(去年底4.4万亿千瓦)，在未来5年内，中国将增加5万亿千瓦的电力供应。这是什么概念？现在世界发电能力最大的是美国，是7.7万亿千瓦，中国今年增加8千万千瓦相当于英国全年的发电量，增加量相当于英国全部存量。电力供应量增加如此迅速，那么电力需求会不会翻一翻呢？不大可能。

　　总的判断，今年是钢铁、水泥和电解铝过剩，明年是煤炭过剩，后年电力有可能持平，也有可能过剩。如果电力出现过剩，中国就没有不过剩的生产资料。90年代中期工业消费品过剩，这一轮高增长是上游短缺，现在上游产业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过剩。

　　《中国科技财富》：我们知道，这一轮经济增长不同于以往，不仅投资总量巨大，而且投资主体也发生改变，民营经济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您能具体分析一下这一轮投资的特点吗？

　　王建：如果按照2003到2007年投资平均增长率为20%来计算，这一次投资累计将达到35万亿元，相当于整个“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前两年这前17年的投资总和。这是第一个特点。

　　与过去投资不同的，这一轮是民营企业投资为主，投入产出比高。2004年总投资中有65%是非国有部门投资，今年一季度达到71%。过去国有企业效率低，有太多的投资浪费，主要是投资决策有问题，造成投资失败。而建成同样的产能，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只要投入1/10的资金即可。比如吉利汽车达到10万台的产能，需要投入十来个亿，如果是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投入，需要上百亿。民营钢铁企业，一吨一千元投资，国有企业需五千元一吨。从投资周期来看，民营企业也要短于国有企业。

　　庞大的投资加上投入产出比提高，生产能力的释放十分巨大，很难想象。产能释放出来以后面临的是销售问题。如果这几年收入差距有所改善的话，问题的解决并不困难。

　　《中国科技财富》：既然民营经济作为投资主体，那么投资失败就有投资者个人来承担，这样社会的影响会减少，政府是不是就不要太担心了？

　　王建：1996年是银行的转折点，银行对非国有企业贷款首次超过对国有企业的贷款，从此以后，非国有企业贷款不断增加。民营企业投资面临的问题也不小。项目属于非国有，银行是国有的，近三年银行贷款中42%是向非国有放贷，总量上将近三万亿。一旦项目失败，风险还是要转嫁到国有银行上来。过去，银行向国有企业贷款，尽管项目可能失败，但企业不会破产，银行贷款表现为不良债权，问题会被掩盖起来。现在民营企业投资失败，银行贷款就划转成坏账。不良债权与坏账不一样，由企业破产导致无法收回的贷款属于坏账，要冲销银行的自有资本。根据巴塞尔协议，银行资本充足率要达到8%，而中国的银行体系只有7.6%的资本充足率，资本金(包括核心资本和次级资本)一共是2万6千亿元，如果非国有贷款中有1万4千亿不能偿还，银行系统的资本充足率就会下降到4%。这几年的银行改革的努力就会成为化做泡影。如果按照8%的资本充足率来要求，银行就必须减少贷款，这实际上是金融紧缩。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后十几年没有恢复过来，就是因为大量企业坏账冲销了银行的自有资本，被迫实行信贷紧缩的结果，中小企业根本得不到贷款，经济陷入停滞。西方国家银行业危机没有发生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时候，而是发生在生产过剩、出现严重经济萧条的时期，银行的信贷紧缩又成为一个放大器，将生产中出现的过剩问题蔓延到整个社会。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生产过剩，效益下降，解决办法是压缩生产，裁减员工，或者干脆倒闭。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社会就业压力。

　　《中国科技财富》：生产过剩的直接受害者是企业，如商品销售不畅，效益下滑。在经济出现过热时，人们担心，生产资料上涨会最后带动消费品价格的上涨，然而，这种传导效应并不存在。反之，当消费品价格出现下滑时，却会带来生产资料价格的下滑，这是为什么？

　　王建：企业效益下降，实际上是受两头挤压的结果。一头的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一头是消费品价格下跌，生产过剩越来越严重。只能通过压低价格实现销售。比如，现在汽车市场，大量产品投放到市场，而消费人群增加不多，造成价格下降，上汽系列的汽车降了5万，普桑这一轮降到了7万多。手机也是一样，现在生产能力是2亿部，而市场需求量只有5千到6千万部，随着大量生产线的投产，产品价格必然下降，企业出现亏损。人民银行一个调查表明，10%的人群掌握了60%的存款，今年上半年出现8.4万亿的银行存差(存款和贷款差额)，原因就在于需求这一端受收入分配约束，社会财富的大部分转为积累和投资，造成消费和生产严重失衡，结果是原材料即使涨价，在销售市场也无法通过价格转移向下游传递。现在PPI和CPI不同步，实际上就是收入差距拉大的表现。

　　《中国科技财富》：政府解决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主要是转移支付。中国在这一方面做得如何？

　　王建：这几年中国政府尽管也有一些转移支付，但对问题的解决还远远不够。发达国家社会转移支付约占GDP的40%，中国能不能达到4%都是问题。从2007年这个关键点来看，现在需求不足，收入分配拉大的矛盾还在继续，2007年面临的矛盾将比较难以解决。

　　转移支付要用所得税的办法对高收入阶层征税来实现，中国现在也有个人所得税，去年不到700亿，其中6成是工薪阶层交的。个税从性质上来讲是公平财富分配的办法，一般收入阶层不应该交税，对于收入低与平均值的还应该给予补贴。这样看来，在中国转移支付的社会公平效应不仅十分有限，相反起到了抑制消费效应。

　　《中国科技财富》：通过转移支付缩小收入差距需要较长的时间，目前可以采取哪些措施缓解生产过剩的问题？

　　王建：如果放开新上项目的口子，继续扩大投资需求，只能解决未来几年的增长，却会使今后的生产过剩矛盾更严重。上届政府启动内需是从扩大投资需求入手，因为当时的情况不同。在“十一五”期间启动需求则必须从消费入手，实现从投资型增长向消费型增长的转变。

　　这就必须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可以从几个方面考虑：

　　1、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利用个人所得税建立从“富人”到“穷人”的社会转移支付制度。

　　2、提高公务员工资，带动全社会工资水平上升。

　　3、国家财政应增加对养老、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投入，显著扩大社会保障面，因为居民不敢花钱消费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后顾之忧。

　　4、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农村人口是中国的居民的主体，中国收入分配不平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城乡收入差别扩大造成的，所以增加农民收入是扩大消费的重要环节。去年农民增收比较多，今年的消费增长率就高于去年，就说明了扩大农村消费的重要意义。扩大农村消费，主要应从减轻农民负担角度考虑，比如增加农村公共品提供，支持农村发展新合作医疗，以及把农村中等义务教育由国家包下来等等。此外，还应考虑较多地提高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救济标准。

　　5、拓展消费贷款的空间，支持居民的住宅、汽车和其他方面消费。

　　《中国科技财富》：从投资的角度看，继续扩大生产能力显然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应该做什么调整？

　　王建：至少在中期内，我国应严格限制生产能力已经过大的产业部门继续增加投资，但对技术改造投资应“网开一面”，重点鼓励节能、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方面的技术改造。自“七五”时期以来，我国技术改造投资在固定资产总投资中的比重就在不断下降，已经从“七五”时期平均的19.3%，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我国粗放型增长的格局目前仍很明显，而由于资源、环境等原因，传统的粗放型道路已经难以为继了。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必然选择，但要有物质条件支持。政府应出台类似日本“机械工业振兴法”那样的法律，强制淘汰一大批落后的生产能力，利用财政、税收、信贷、外汇等等方面的手段，支持企业进行这方面的技术改造投资。这也是提高投资效率的一大方向。再想一些扩大消费的办法。

　　从投资增量上看，一部分应该增加廉租屋建设，廉租屋产权归政府。现在中国的廉租屋供给太少，西方国家一半以上人口住的是廉租屋。中国虽然提出居者有其屋的口号，但“有”不是“所有”。现在中国自住率在数字上尽管达到了70%，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按照成熟的现代化国家的标准，75%的城市人口是城市人口，2030年中国完成现代化，人口达到16亿，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12亿，在现基础上要增加8.5亿，现在中国的用地矛盾越来越突出，豪华与标准较高的住宅建设受到抑制，很难做到每户都拥有自己的住房。按人均建筑面积25平方米，每平米均价2000元，则有近40万亿元的投资空间，而在“十一五”期间，可考虑至少每年安排1万亿元的投资规模，就可在相当程度上拉动投资增长，吸纳大量生产资料产能，还可在重工业投资落潮后，为数千万人的建筑业队伍提供新出路。廉租屋的建设，可以通过发行30年期城市住宅公债来实现，比如一年发5000亿住宅公债，再配合5000亿住宅贷款，到期后有两种偿还方式，一是财政偿还，或者再搞一次房改，将廉租房卖给长期租户，就像前段时间的房改，其实出售的很多是政府的长期廉价租房。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投资方向，能够增加有效供给。

　　《中国科技财富》：扩大出口也是解决国内生产过剩的途径。但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外贸顺差接近400亿美元，中国出口还有多大的增长空间？

　　王建：中国外贸出口还很有潜力。德国顺差最高达到了1500多亿美元，有人估计中国今年顺差将超过700亿。国外向中国投资的过程，也是其转移产业的过程，为中国带来了贸易渠道和海外市场。贸易摩擦的存在并不一定会抑制出口增长。以日本为例，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与美国产生贸易摩擦，开始是

纺织品，接着是钢铁、电视、汽车、和办公室自动化设备。就是在不断的贸易摩擦中，日本的出口才达到现在的水平。中国去年民营经济出口贸易增长超过100%，中国人一定会有办法突破国际贸易障碍，扩大贸易额。

　　最近，中国政府宣布

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升值2%，并改变盯住美元的长期做法为盯住一篮子汇率。我对汇率问题的一贯看法是，

人民币升值从目前并至少是在中期内，对中国经济不利。因为中国在中期内面临的主要难题将是生产过剩问题，需要出口需求来减轻国内需求不足压力。中国在未来长期内都将是贸易顺差国，而对顺差国来说，本币升值是弊大于利。美国极力塑造强势美元，是因为美国无力扭转长期贸易逆差的趋势，但是中国不同，因此对中国来说，人民币升值的基本条件，应该是国内的收入分布差距已经得到基本改善，出现了由投资型增长向消费型增长的转变，贸易也由此开始趋向于平衡甚至出现逆差的时候。

　　从汇率机制来看，现在人民币升值压力虽然存在，但贸易与汇率的关系越来越淡。从理论上来说，一个国际贸易出现顺差，本币要升值，有逆差，本币要贬值。但是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维持了10年强势美元的局面，一直持续到2002年，而这期间，美国贸易逆差年年扩大，而欧元升值中是贸易顺差年年扩大。汇率和本币币值的变动，实际更取决于国际资本流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兴起新经济概念，大量资本流入美国，成为推高美元的主要原因。从全球看，去年全球商品贸易额6.8万亿美元，而货币交易额达到700万亿美元，由贸易引起的货币交易只占1%，而货币交易决定汇率，由此可见，现在汇率的决定因素不是商品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