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经济区：多了成渝 少了珠三角

　　珠三角的淡出并不意外，而成渝在“分家”8年之后，在另外一个层面上的“合”，还有待于财税先行的改革

　　□本报记者 郭威

　　9月中旬，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透露说，在即将出台的国家“十一五”规划中，长江三 角洲、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将成为区域规划的重点关照对象。

　　按马凯的表述，国家重点关照的四大经济区中，多了成渝，少了珠三角。

　　“这没有什么意外的，国家今后考虑的区域规划重点是跨省之间的经济合作，”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向《财经时报》解释了珠三角“意外”出局的原因，“珠三角的规划应该由广东省来做。”

　　成渝带动西部

　　“将成渝地区列入‘十一五’规划，是加快西部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一步。历史上成渝地区本就是一个经济共同体，产业联系比较紧密”，肖金成感慨，“可重庆被列为直辖市后，行政壁垒反而阻碍了成渝之间的经济合作。”

　　正如肖金成所说，重庆直辖八年，成渝这对“冤家”的明争暗斗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1997年之前，重庆是四川省最大的纳税城市，而成都却借省会之便，将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纷纷向自己集中，整个四川省的金融机构几乎全都集中在了成都。

　　一时间坊间流传着“重庆挣钱，成都花钱”和“重庆为四川打工43年”的怨言。

　　这就不难理解，重庆被列为直辖市后，千方百计的想要挣脱四川的藩篱自立门户。事实是，不到两年的时间，重庆GDP总量就超过了成都。

　　一时间，从成渝民间不断升级的口水战到两地政府的资源抢夺，这对巴山蜀水的双子城之间的对峙也愈演愈烈。

　　2003年，专家学者首次提出了“西三角”(重庆、成都和宜昌及三市的腹地)经济区的概念，并预言，它将是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圈后，中国又一个经济增长极。

　　此概念一经提出，成渝便都盯上了“西三角”的龙头交椅。

　　同年9月，重庆市计委便出台了“西三角”规划，“先以重庆为中心，培育重庆主城区、成都、宜昌3个增长极，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重庆市计委的官员毫不掩饰地宣称，重庆将成为“西三角”的中心。

　　而2004年1月7日，成都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布的《上海与成都经济发展战略比较》中，不仅将成都与上海相提并论，更出现了这样的字眼：“成都要当仁不让地建设成西部金融中心……”。而泛珠联合也将重庆排除在外。

　　长期的行政割裂让成渝这两个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文化上都很接近的城市越走越远。

　　而这正是“十一五”规划要改变的局面。

　　珠三角淡出

　　而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区“极点”之一的珠三角渐次淡出，看似意料之外，又实在情理之中。

　　是次提出的长三角、京津冀、成渝以及东北，都跨越了两个以上的省级行政区，区域经济与行政区划的矛盾在过去一直相对突出。

　　跨省的合作，就需要超越省级的指导和调控。在长三角、京津冀过去普遍采用的“市长联席会议”制度，早在两年前就开始受到质疑。

　　珠三角则不同，它可以看做广东的“省内矛盾”。

　　另外一方面，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珠三角其产业布局已经形成，区内资源、空间也已经难以提供“再布局”的可能。

　　实际上，中央放手珠三角，也有“放权”之意，而珠三角内，为配合区域经济发展进行的行政区划改革，也早一步已经展开。

　　财税制度改革呼之欲出

　　“十一五”规划将区域规划列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内容。“如果不改革财税制度，区域经济将是一句空话，”肖金成向《财经时报》透露，“目前国务院、

财政部和

国家税务总局正在积极研究财税制度的改革方案。”“新方案很有可能在‘十一五’规划中得以体现。”

　　在中国，不合理的财税制度设计是导致区域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财税体制实行“财政大包干”的承包制。吴敬琏教授的研究表明，财政承包制不仅造成区域间的“苦乐不均”、“鞭打快牛”的状况，更强化了对市场割据的激励，妨碍了统一市场的形成，致使区域发展差距迅速扩大。

　　而从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依然保留了原包干体制遗留下来的财力分配的不合理因素。既没有涉及中央对地方纵向转移支付制度，也没有涉及地区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导致了区域发展差距的扩大。

　　“地方政府要靠税收自己找饭吃，必然会阻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肖金成认为，要想发挥区域经济的辐射作用，必须改革财税制度的壁垒，“如果财税制度不变，地方政府连一个螺丝钉都不愿放过，更不要说产业转移了。”

　　现行财税制度主要是在生产领域征税，肖认为，这种财税制度必然导致地方政府的资源争夺，“显而易见，哪个地方工厂多，哪个地方的财政收入就高”。“而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变生产领域征税为流通领域征税，哪有人消费哪就有税收，这就改变了争相开厂的局面。”

　　与财税制度改革相配套还应该改革现有的干部考评机制，肖透露，目前国家也正在着手进行这项研究，“新考评机制不再单纯以GDP总量和GDP增长速度为考评指标，更加强调社会指标和环境指标”。

　　干部考评机制的改变必须以财税制度改革为前提，“否则效用不大”。财税制度改革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和广大专家学者的共识。

　　但长期以来的现金交易习惯给流通领域征税带来的难度，是财税改革迟迟难以推进的症结所在。“五年不行就再五年，一定是要改的。”肖对此坚定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