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同企业绩效并无直接关系

　　

南方日报总编辑杨兴锋出席论坛并致词。摄影 蔡伟

施瓦尔巴赫教授。摄影 蔡伟

　　昨日，南方日报社牵手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和中德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在广州联合举办了“公司治理、企业绩效与经济增长:中国的实践——中德论坛”。以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院长施瓦尔巴赫教授和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李新春为首的中德学者就企业治理等 等问题各抒己见、侃侃而谈。

　　海外学者如何看待中国正在进行的国企改革，企业所有人如何对管理者实施有效的监管和激励，与会专家学者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见解。

　　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的绩效，国家怎样对国有资产有效监管？进行中的国有企业改革成为中外学界关注的焦点。

　　在发展中国家，私有化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路径之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也同样提出“国退民进”、“部分国有产权向企业管理层转让”等探索模式。这些改革最初的理论依据是——私有经济效率优于国有经济效率，但昨日与会的学者对此表示了强烈的质疑。

　　私有化并非“上天的恩赐”

　　中国社科院公司治理中心研究员鲁桐在一项研究中发现，以国有控股企业为主的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100强，在公司治理水平上并不明显落后于海外的上市公司。

　　“统计显示，中国私营企业生命周期平均只有2.9—7.4年，私有化后的国有企业前景是否真有起色值得怀疑”。中德公司治理研究中心秘书长苏琦表示，私有化在英国、印度、东欧等国和地区的成败说明，私有化并非“上天的恩赐”，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借助私有化为自己牟利的现象非常普遍。

　　而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院长施瓦尔巴赫教授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私有化并不会自动的带来更高的企业绩效和社会福利”。他以东欧的实践为例指出，在变革期，私有化过快往往带来恶劣的后果。他认为，相比所有权，其他因素更为重要。企业改制能否成功还取决于劳动力政策、市场政策、财务管理等扩大企业长远绩效的政策。比如，企业是否拥有优秀的经理层和员工，监督和激励体制能否有效运作。

　　施瓦尔巴赫教授认为，在企业改制过程中，还必须考虑社会成本，而监督私有化进程的机构必须由各领域的专家而非官员组成。

　　分散持股优于管理层持股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李新春指出，国有企业低效率的一个因素就是企业家精神的缺乏，而其主要原因就是目前的公司治理理论过于强调对于企业控制权的控制，而淡化了激励机制。

　　“现在把对国企管理层激励不足往往理解为对管理层薪酬激励不足，这是片面的，除了报酬外，晋升体制、经营自主权等都是有效激励的范畴。”李新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施瓦尔巴赫告诉记者，德国制造业的一个经验就是，企业高管的薪酬中70%是根据经营业绩来定的变动部分，而普通员工变动比例低些，“这一模式已经开始在德国

公务员薪酬体制中推广”。

　　目前，国资部门开始探索管理层“增量持股”和

股票期权等激励模式。对此，李新春表示，在股权多元化中应注意，过度分散和过度集中都不是最好的做法。

　　而施瓦尔巴赫则认为，只强调激励管理层的办法是不对的，好的激励机制应该适用于全体人员。在员工持股计划中，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贡献度而不是职务。

　　“股票期权并不是好的办法”，施瓦尔巴赫告诉记者，之前大量运用期权的微软公司已经在去年全面停止期权计划。他认为，国外的实践表明，期权制度的设计容易诱惑企业高管违规，而且很难解决优秀人才在满足套现冲动后，如何留住他们的难题。

　　精彩观点

　　激励监督并重

　　李新春(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国有企业在公司治理中，激励机制不足。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普遍的低绩效表明，相对于保健(监督)机制来说，激励机制对于企业家精神的激发更为重要。但私营家族企业的保健机制薄弱，在成长为大企业时，可能面临高的治理风险。

　　好的国有企业主要依靠董事会发挥保健机制，而坏的企业则靠独立董事、股权集中机制提供保健功能。

　　发挥董事会作用是关键

　　鲁桐(中国社科院公司治理中心研究员):上市公司在长效激励上存在不足。

　　董事会运作的有效性和独立性仍然是提高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关键；完善法律实施机制，充分保障投资者权利；加强以市场为基础的外部治理机制；完善信息披露的制度和机制；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应受到重视。

　　私有化不解决问题

　　苏琦(中德公司治理研究中心秘书长):借助私有化可以提升经济效率的论断不过是一个伪命题，片面指责国有企业低效率或者过高估计私有企业的业绩水平都显得非常不理智。

　　为了更好地监督管理国有资产，人大应设立专门的委员会——国有资产、国有企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审批国有股权转让等事宜，而原有国资委在选拔高管、完善国企治理结构上发挥主导作用。

　　国资国企委须逐步建立专家治理的机制，这样做的宗旨是帮助国资委更好的行使行政职能。

　　拍卖体制并不公平

　　沃夫赛特(洪堡大学微观经济研究所所长):在众多拍卖会中，拍卖商是卖者的代理，然而这其中却导致腐败，拍卖商和竞拍者都可以在拍卖中获得既得的利益。

　　强调公平公正，但在政府采购、国有股权转让等领域引入拍卖机制是否有效值得怀疑，必须在过程透明化和规则设计科学化上予以改进。

    权威访谈

　　中国企业可把并购重点放在欧洲

　　身为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院长的施瓦尔巴赫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在国际企业管理方面，在会议间隙，就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一些问题，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提高竞争力最好办法是国际化

　　记者(以下简称“记”):目前能取得高额利润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往往都是凭借垄断优势，怎样真正提高这些企业的竞争能力？

　　施瓦尔巴赫(以下简称“施”):最好的方法就是国际化，走出去和海外的大企业直接竞争。

　　记:但这些企业走出去面临不少问题，例如中海油在收购优尼科时遭遇挫折。

　　施:优尼科是个非常有趣的案例。我认为，这纯粹是政治因素在作祟。有意思的是，美国是最标榜市场经济的国家，但在这桩企业并购案上，却采取了完全非市场的做法。

　　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产生了对能源的急剧需求，对此美国有非常严重的害怕情绪，尤其是国内的保守派。如果这样的收购放在欧洲，也许就成功了。在欧洲人看来，类似的收购是很平常的事，如果有中国企业来德国收购濒临破产的能源企业，施罗德不会说不，当然现在他还在为竞选的事头痛。今后，中国企业可以把国际收购的重点发放在欧洲。

　　记:但在欧洲也发生了西班牙烧鞋事件和

纺织品贸易争端这样不友好的事情。

　　施: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欧盟犯了错误。首先同意了进口中国的商品，但在本土企业发出反对声音后，(因担心竞选因素)政府又立刻设置高贸易壁垒导致冲突扩大。

　　实际上，政治家们的考虑过于片面，在满足本土厂商要求的同时，又损害了欧洲消费者的利益。当然欧洲各国间对此也有不同看法，西班牙和葡萄牙对中国低价品的反应更强烈一些。中欧政府间要加强磋商，欧盟政府间也要加强磋商。

　　主要问题是缺乏国际化人才

　　记:您认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化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施:人才，找到国际化的人才并不容易，企业也可以聘请一些著名的咨询机构对原有员工进行培训。另外，海外并购前可以向当地的一些专业机构咨询。当然，如果有企业愿意来德国投资，欢迎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撰文　本报记者　贾肖明　见习记者　陈清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