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居：城市透支的救赎

　　本报记者 丁凯 北京报道

    进入秋天的北京，最近天气不错。湛蓝无云的天空和清新舒爽的微风滋长着人们愉悦的情绪。这样的好光景在北京难得一见，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说，在世界公认的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加拿大温哥华，几乎每天都是这样。

　　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的研究表明，北京的汽车尾气污染损害超过了沙尘暴，由于沙尘颗粒较大，人体无法吸入且易于沉降，沙尘暴天气结束后大气质量会迅速恢复到正常状态；而汽车尾气和其他工业活动所产生的污染物颗粒较小，可直接随人体呼吸进入肺泡，因而对人体危害更大。在推行安全排放标准的温哥华，人们还是在为尾气污染担忧，他们担心的却是汽车尾气虽然在当地已不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但仍然可能不利于街边花草的生长。在我们看来，这真有点身在福中而不自知的意味。

　　究竟什么样的城市才是宜居的？未来15年，是中国城市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城市化进程高速推进的时期，建设

宜居城市将成为主导城市化的总纲，同时，中央也把建设宜居城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利器。

　　建国56年来，中国第一次从居住优先的层面安排城市规划。杨保军说：“我个人认为，建设宜居城市是中央政府在城市规划方面对‘公平’和‘效率’进行的重新选择。”

　　“让大家像喜欢上海一样喜欢北京”

　　虽然无从考证“宜居城市”这个名词的创造者，但可以肯定的是，宜居城市的话题在中国引起空前关注，是因为杨保军。

　　北京市的总规修编工作开始于2004年初，在此之前，杨保军率先提出北京应该把建设宜居城市作为目标。

　　2004年11月，北京总规修编的成果开始向公众展示。在北京的定位中赫然出现了“宜居城市”的字样。2005年7月下旬，在全国城市规划修编工作会议上，北京建设宜居城市的思路开始作为经验，由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向全国部署。

　　“我提宜居就是希望让大家像喜欢上海一样喜欢北京，能够在北京津津乐道地生存，就不会阻碍跨国公司到北京来了。”杨保军说，最初提出宜居城市，是为了吸引和留住跨国公司。进一步讲，实际上是为了配合北京市的经济转型。在后来，这也成为中央推行宜居城市建设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个城市，北京的问题其一是空间结构，其二是产业结构。”当时，北京市在产业结构方面的定位还并不清晰。“我始终认为，北京应该利用智力优势发展高档服务业。我不赞成北京跟其它城市争夺制造业。我提宜居的目标，像

首钢这样的污染大户就会感觉到压力。”杨保军说。

　　其时，中央也希望北京发展生产型服务业。“既然如此，我们必须考虑在国际化城市中，北京的服务业分工。进入北京的跨国公司工作人员，对医疗卫生、文化设施、居住条件和公共服务都很挑剔，北京必须发展高档服务业。宜居一定要让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有活力。”显然，杨保军提出宜居城市的发展目标，实际上是为了配合北京经济结构的转型。

　　“经过我们对国内人均GDP排名前100位城市的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方式是影响宜居的首要条件。”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告诉记者，“如果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内需、消费、节约、环保型的，这个城市的经济增长与城市的生活质量肯定是成正比的；反之，如果是资源型的、透支拉动的、污染型的、掠夺性开发型的，比如依靠土地批租支撑的，这个城市肯定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成反比。”

　　连玉明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部署建设宜居城市的工作，其中的一层深意就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宜居无标准

　　杨保军提出宜居城市的想法之后，关于宜居城市的讨论日渐升温。

　　中央“扶正”建设宜居城市的思路之后，这种讨论变得炙手可热。不少拥有“先天”优势的城市开始高调谈论宜居。

　　2005年9月10日，“典范中国·住在昆明——2005国际人居发展高峰论坛”在昆明举行。原建设部副部长李振东在论坛中指出，昆明要争当宜居城市的排头兵。前来参加论坛的前纽约市规划局局长、曼哈顿区长驻中国代表饶及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宜居城市首先是一个值得居住的城市，但是标准由谁来定，是当地居民还是打算移居到此的居民？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

　　宜居城市的标准也是困扰每个市长的问题。否则，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就不会委托调查公司四处寻访，询问究竟何为宜居城市。

　　对此，各路专家也莫衷一是。比如连玉明认为：“宜居不宜居，外来人口说了算。”连玉明是中国城市生活质量课题组的组长，在其不久前出具的《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中，出现了一个让他自己都觉得意外的结果：东莞排名第二。

　　连玉明于是认为，决定城市是否宜居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就业和社会保障。“没有一个城市能像东莞一样，常住人口100万，外来人口500万。一座城市首先应该能给予大量剩余劳动力能挣钱能养家糊口的机会。再过15年中国城市化率要达到60%，所以宜居城市更重要的是要适合人去工作，有就业机会。”

　　杨保军则认为：“不同阶段居住者的偏好排序是不同的，所以宜居可能没有客观标准。宜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

　　“比如，我还认为宜居应该体现各地风情民俗，在食文化发达的广州，有一条大排档街，曾经是当地旅游部门推介的亮点，后来当地担心这条街景象混乱，让商户们全都搬到一幢大楼里去，结果一下子就垮掉了。”杨保军说，假定中央给出了一个具体标准，反而可能因各地简单行事而使宜居城市的建设偏离轨道。“类似广州的事情，在北京也有发生。”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助理周榕则认为，宜居城市没有统一标准，客观上有利于削弱城市规划中过强的政策刚性。“宜居没有一个固定的指标，凡事就怕一刀切。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讨论重新定义自己的资源组织方式。”

　　宜居主导城市化

　　周榕认为，中央部署宜居城市的建设思路，本身就意味着约束力。他说:“建设宜居城市，最终将成为中央考核地方政府的一项指标。”

　　周榕和杨保军都认为建设宜居城市，是中央在城市发展的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的一次重新选择。周榕认为，建国的56年来，始终没有把居住问题当成城市的核心问题。而是把城市当成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在这样的思想框架下，居住问题从来不是城市的首要问题甚至不是问题，建国后的30多年就几乎没有进行居住住宅的建设。

　　“效率优先在当时是必须的。我们可以把宜居看成城市的中级阶段，前面是可居，最后是乐居。宜居包含了公平的意义，由于包含了整个城市的人的生活质量，所以就把公平的意味放在里面了。这证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城市发展上了一个台阶，现在谈宜居正其时也。”周榕说。

　　“宜居不是一种城市形态，而是一个过程。”连玉明指出，未来15年是城市转型的关键时期，是城市化高速发展和快速推进的时期。必然要吸纳大量人口到北京，北京应该以建设宜居城市为目标，重要的不是最终能否建成，而是这个过程。

　　周榕也表示：“由于土地的私有，西方城市无法统一调动整个城市的资源，在建设宜居城市方面存在天然的劣势，中国则不同。未来15年是城市化飞速发展的15年，城市发展压力很大，这种情况下更要提宜居。把宜居城市变成一个发展的总纲，按照宜居优先而不是卖地优先的方式发展城市化，宜居是强势控制的过程。”

　　显然，建设宜居城市的思路将成为未来城市化进程的主导。

　　实际上，杨保军当年提出宜居城市的目标，旋即遭到参与北京总规修编的不少专家的反对，反对的意见主要是认为，

北京交通拥堵、居住成本极高、环境污染严重，谈及宜居没有发言权。

　　“正是因为我考虑到宜居是一个动态概念，所以我当时是赞成北京作为一个目标提出来。北京目前不能说是宜居，但是要为全国作出一个表率，这是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什么时候实现我不好说，但是政府把它作为一个目标，就更有利于我们工作的开展。”杨保军坦陈，交通、环境和居住拥挤确实阻碍北京宜居进程，目前北京破解交通拥堵的办法寄希望于新城，新城的规划方案正在完善，10月应该能拿出成果。杨保军说：“新城建设如果真的能成功的话，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城市压力，也为北京改善居住环境提供了一个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