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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凭借敢为人先、不断进取特别能创业的精神，以“小商品、大市场”的经营方式，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200余万温州人在全国、在世界各地建起了众多的温州城、温州街、温州村、温州店， 这成为我国一个独特的经济现象。由此，温州也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一个符号，它的背后是温州人艰辛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创业故事，和有一个为温州经济发展遮风挡雨的政府。观察温州发展模式的路径，对于探究中国民营经济的现实以及未来走向有着特殊的意义。9月17日，《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赶赴这个中国最
早一批民营企业老板的诞生之地，对这里的民营经济进行解读。
“柳市八大王”传奇
“想了解温州的民营经济，‘柳市八大王’是不应被遗忘的一群人，他们应该算是开山人物。”9月19日，熟知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浙江省经济学会理事、温州市经济学会副会长谢健对记者表示。事实上，9月17日以来的两天，记者的脚步也是在这些带有“历史色彩”的名称中寻访温州民营经济发轫期的。
诸多了解温州民营经济历史的专家与企业家所讲述的相当一致，“八大王”应该是1978年之后温州最早的民间商人，柳市则是温州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他们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从中也可窥见当年温州民营经济的风光和酸楚。
据介绍，1969年，温州刚刚出现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温州辖区乐清市柳市镇的负责人石锦宽为了解决支边青年的就业，以居委会的名义成立了一家街道企业——柳市通用电器厂。电器厂由32个门市部(车间)组成，经营各种业务，门市部独立经营，通用电器厂则负责对外销售和管理账目，每个车间每月向通用电器厂缴纳30元的管理费。事实上，门市部与通用电器厂之间只是挂靠关系。
柳市通用电器厂的发展出人意料得快，到了1979年，这个厂的产值已经达到了1个亿。通用电器厂每年都会评选先进，评出营业额最好的10个门市部表彰，其10位负责人则按照从事的行当冠以“大王”称号。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穿梭于温州与上海之间销售螺丝的刘大源，生意红火，人称“螺丝大王”。当时，柳市还有“电器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翻砂大王”吴师濂、“线圈大王”郑祥青、“胶木大王”陈银松、“旧货大王”王迈仟，号称“八大王”。这批“大王”成为温州乃至全国第一批尝到市场经济甜头的人。
沉没的一代
在“八大王”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们被巨大的社会变迁所推动，却遭遇到严重的挫折。1982年1月，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当时的乐清县委便将“八大王”的商品经济行为列为大案要案进行查处。
在柳市镇嘈杂的街巷里，刘大源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讲述了他逃命天涯的遭遇。1982年8月的一天，35岁的刘大源早起上街，后面便有两人盯梢。当他看到墙上张贴的“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大幅标语时，暗自心惊。他作出了生平最为快速的决定，趁人不备钻进小巷，回家取出7万元现金来到河边，跳进一只机动小木船，亡命天涯。刘大源回忆说，逃跑时他身上只穿着背心和短裤。这一年，除了刘大源逃亡之外，其他7人都作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被捕入狱，直到1984年才重新审理，或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
当年下令批捕“八大王”和随后为“八大王”平反的是同一个人，他叫袁芳烈。这位对温州产生深远影响的市委书记20年后回忆说，当年，他带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念头批捕了“八大王”，后又在实践中发现这几人并不是犯罪而为其平反。后来他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位置上离休后专门到温州，安排了3个小时会见“八大王”。“十几年前他们是轰动全国的‘八大王’，是我亲笔批文抓的典型案件，也是我亲自为他们平反的，他们给我上了改革之初最深刻的一课。”
值得关注的是，当年的“八大王”中，除“旧货大王”王迈仟于1995年去世外，其余全都健在。但与昔日相比，他们今天大多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一个温商的创业之路
在“八大王”们受挫、动荡、喘息的时期，另一批精明的柳市人借助社会大气候的改变乘势而出，他们创办的企业后来居上，如日中天。与“八大王”们的创业遭遇相比，算作温州第二代创业者之一的王招富显然幸运多了。在瓯江河畔的汽笛声中，王招富的声音在话筒中沉静而干练。
“我的经历可能是很多温州人在外地创业都遭遇过的。”从商20余年的郑州市温州商会会长王招富对记者这样表示。
1981年从乐清芙蓉中学毕业后，王招富就进入了乐清白龙山林场工作，当时他只有17岁。两年后王招富开始到外地另谋出路，做过养蜂等事，但总是觉得没有施展才能之地。
1986年，王招富和妻子到郑州振兴商场租了一个柜台，经营服装生意，第一年由于没有进行细致的成本预算和及时捕捉到郑州消费市场动态等诸多因素，生意亏损了。夫妻俩没有气馁，凭着温州人敢想敢干的精神，第二年就改为自产自销的方式，夫妻俩起早摸黑，省吃俭用，自办了服装加工厂，终于积累了一部分资金。上世纪90年代初，他又开始经营舞蹈鞋，这在郑州算是独家生意，生意做得非常红火。
1994年时，王招富发现敦睦路一带商业基础很差，没有商店，但是这一块的人流量却非常巨大，他看中了这里的市场发展潜力，就租用了这些地，合资建起了几间店面，总共面积约400平方米，仍然经营他最得心应手的服装生意。对当初这一决定，王招富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做生意，眼光要准，看准了就要大胆去做。事实也证明王招富眼光的独到。不久，这一带的商场很快形成了气候，发展成为郑州最大的服装市场，服装不但在河南省销售，并且扩大到周边的几个省份，还带动了皮装生意的热销。王招富公司的营业面积扩大到拥有商城大厦5楼和天然商厦4楼约2500平方米。
“这期间，我也遭受了一些挫折。”王招富说，1989年，因为生意红火，招来绑架勒索，后来还曾被地痞流氓抢走了商铺。1998年，王招富受温州市经协办和郑州市工商联合会的委托，开始筹备郑州市总商会温州商会的工作。1999年，郑州温州商会成立，他当选为会长。“现在生活在郑州的温州商人有5万多，分布在各行各业，成立商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他们的利益呐喊和维权。”
王招富创业之路，折射出了温州商人在外创业的艰辛和成功之道，具有了观察温商的标本意义。温商第二代以及以后的创业者们无论在心理还是在事业上，再也没有了“八大王时代”的心理负担，民营经济自此一马平川。
温州经济的民营时代
9月17日，温州香槟冲天。
一部以温州改革开放、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为背景，旨在刻画温州女企业家百折不挠、艰苦创业历程的影片《温州美人》在温州首映。影片再现了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历程，凸显新一代温州人“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再次将温州商人这个群体推到了世界面前。
这部影片的背后，是温州商人已经遍布全世界的现实。据权威统计，目前在全国各地经商办厂的温州人达160多万，侨居在世界上81个国家和地区的温州人也达50多万。这200多万流动着的温州商人信息灵通、商业渠道通达，通过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他们投资的步伐始终出现在商业前沿地带，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温州商人已经成了模式独特的温州经济的“品牌代言”，由此，温州商人举世闻名，带来了温州经济的活力四射。
9月19日，温州大学民营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忠宽副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温州曾经在全国率先进行市场取向改革，产业特色十分显著：以专业市场起家，以小商品行销天下，民营企业遍地开花，“温州模式”由此得名。温州全市现有20多万户个体工商户、13万多家非公有制企业，全市非公有制企业占了工业企业总数的98.8%，工业产值占了96%，税收占了70%，外贸出口额占了95%以上。“可以说，没有民营经济，就没有温州经济；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没有温州的今天。”
拐点上的三代温商
9月19日，郑州市温州商会会长王招富对记者表达了他的观点，认为自己的从商经历并不是很特别，但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无论是经历辉煌还是遭遇打击， 都是温州人在外闯荡所必须经历的过程。“温州商人是一个非常有做生意天分的群体，而且吃苦耐劳、务实肯干，从某个角度来说，比犹太人还有智慧。”
研究者们眼中，王招富的创业虽然在整个温商中并不算最突出的例子，但是他的经历显然具有了第二代温商共有的标本意义。
浙江省经济学会理事、温州市经济学会副会长谢健认为，从“八大王”到王招富再到新一代温商，温州的民营经济在他们身上已经体现出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个体私营经济首先从农村起步，大批农村劳动力从事家庭工业，专业市场应运而生，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的格局；第二阶段，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在家庭工业发展壮大的基础上，以劳动力、资金、技术为纽带走向联合，大力发展股份合作经济，形成了“小区域，大发展”的态势；第三阶段，是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个体私营经济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之后，积极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出现一批科技型、外向型、集团型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明显增多，形成了“小资本，大幅射”的优势。
“这三个阶段造就了中国民营经济的3个拐点，而温州商人正好站在了3个拐点之上。”谢健认为，温州民营经济之所以全国瞩目，除了个案因素之外，更多的是在历史时期上所占据的地位。“温州人总是比其他人起步要早一些。”(郑州晚报记者 尹海涛 游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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