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经济30年之源头的变迁

　　核心提示：在历史的风浪里，河南省巩义市回郭镇作为一个经济整体，经历了三起三落，挫折、蓄力、攀峰与辉煌始终交织在一起。在群体的光环之下，一些村庄、企业或者人物，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成为管窥中国民营经济30年的典型个案。民间融资、家族管理、资本积累、打假转产、招贤纳才，这些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词汇，也为解读民营经济发展史提供了最好视角。

　　一个村庄的变迁

　　在地理位置上，北寺村与回郭镇是连为一体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之间在经济上也是连为一体的。回郭镇最大的4家企业，明泰、顺源、鑫泰、万达都集中在北寺村一带，这也是最为北寺人所津津乐道的一点。

　　“北寺村历来紧跟时代步伐，不甘居人下，看见人家搞啥咱也学着搞，大概这里确实有点儿人杰地灵吧。”在村里当了几十年干部的村委委员王申旺笑着说。

　　回顾回郭镇的历史，解放前北寺村一带的烟厂已是远近闻名。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北寺村的社队企业成为回郭镇社队企业的重要支柱，包括机械厂、化肥厂、印刷厂、纸厂、玻璃加工厂、拖拉机厂和两个砖厂。

　　但如同那个时代所处的环境一样，即使在最红火的时候，“极左”的思想也一直干扰着社队企业的发展。队里搞副业，在山上栽了果树，有人说果树是资本主义的树，因为这个，北寺大队被“大会小会批”，社员积极性很受打击。“1975年，回郭镇出名以后，美国人也要来参观。一位领导突然交代我非要把队里的毛驴卖了，我问为啥要卖，他说太丑了，见不得客。”时任生产队长的王申旺哭笑不得，毛驴可是队里搞生产的“主力”。在王申旺和社员们的力保下，毛驴最后虽然没有被卖，但左倾对经济的干扰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如今，走在北寺村的大街上，商品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村头的集贸市场人流如织，街上轿车和运送货物的卡车来来往往。北寺村现在共有企业30多家，相比以前虽然数量少了，但规模都大了很多，企业税收占村里收入的60%，2004年总产值40多个亿，税收上缴3600万元。村委会主任刘孟蛟正在家里招呼盖房，他说，自己的房子在村里根本露不出顶儿，几乎是村里最晚的二层楼了。

　　刘孟蛟领着记者参观了村里新修的小学，建校用的220万元钱，教育局和镇政府只拨了40万，剩下的都是村里自筹和企业捐助的。校长张玲娜说：“去年国家‘两免一补’给了北寺村小学40个名额，但学校都凑不够人，今年名额调成了26个。”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集体企业办得早，倒闭得也早。改革开放初期，私营经济就开始发展了。”刘孟蛟的说法，与整个回郭镇乃至中国民营经济的“萌芽”是一致的。在社队企业时代，北寺村完成了“资本积累”，一些能人掘得第一桶金，成为后来投资创办企业时的经验和资本积累。

　　北寺村集体性质的社队企业从1958年红火到1982年，1984年彻底解散，随后是民营经济的大发展时代。“你做电线发了财，我们就跟你学，家家户户搞电线。20年来，北寺村先后刮起三阵风，电线风、

化工风和铝业风，大大小小的企业一直保持在几十家。”刘孟蛟用“三风”总结改革开放后村里企业的发展轨迹。

　　在一条小巷里，记者看到了村里惟一保存完好的旧式两层老院，据说是本地一个地主留下的，刘孟蛟说要把它“当文物”保存起来。在北寺村，如同这座老院一样，社队时代的烙印已经逐渐褪去。“村民们谁的企业红火谁就受人称道。”说这话的时候，刘孟蛟脸上隐约流露出没去做生意的遗憾。

　　一个企业的发家史

　　三帅制衣的老总是兄弟仨，这是一个被外人视为“家族式管理”的典型企业，老大分管生产、老二负责外联、老三主抓研发的分工已经延续多年。现在，这家企业已经成为回郭镇服装行业的老大，还要力争成为河南女裤产业的第三。

　　“三帅的资金积累是从做电线开始的，然后进入服装行业。”根据老大刘现生的回忆，回郭镇目前的大企业，大致都经历了同三帅公司一样从作坊、积累、转产到企业的发展轨迹。

　　上世纪80年代，刘家老二老三还在上学，读过书的老大刘现生成为镇里最早涉足私营企业的一批人中的一员。那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做电线生意，刘现生和父亲也学着在家里搞，第一年投入1000多元，当年挣了1.3万。随后，刘家父子靠着几台出线机，积累起了几十万元。

　　但正当电线生意做得红火时，假劣电线风波随之而来，回郭镇的电线产业遭受重创。虽然镇里按照省里指示“从哪里跌倒还从哪里爬起来”，咬定继续做大电线产业。但刘家转产的念头却打定了。“那时候就想，干什么能够摆脱假劣风气，减少被查的风险呢？”刘现生说。

　　最后，刘家决定把现有的钱投资服装行业。“开始也是在家里搞，买了20台缝纫机办了8个月，专门做西服，一天做10套衣服，生意好的时候每天来10多辆车送布料。”刘家的制衣生意越做越大，于是从家里搬了出来，创立自己的品牌。如今已经有职工300多人，总资产2000多万元，产品在长江以北占有相当市场份额。

　　回顾这段“发家史”，刘现生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很有自己的看法。“第一批创业的人都很有闯劲，后来的成功也得益于这种劲头。我们开始做衣服时对这个行业几乎一窍不通，熟练工的培养、搭白、布料选择都不懂，请的老师说你们啥都不懂都敢干，其实越懂越不敢干。”

　　刘现生认为，行业带头人作用也很大，需要有一些能人和企业先“撕开口子”。“大家在后面跟风听起来不好，但只要没有恶性竞争，村里整体经济就能上去，形成规模。”

　　一个家庭的转折点

　　对53岁的邵泽亭来说，生活的转折点是从辞职创办铝配件厂开始的。邵泽亭曾在镇化肥厂做了11年医生，1994年，他在村里租了2亩多地建起厂房，干起了当时刚刚兴起的铝加工业。

　　“俺回郭镇人不仇富，看到别人干事业干出名堂了，绝不嫉妒，而是自己也去比着干。”邵泽亭说。他1968年高中毕业，在生产队干了5年，又先后到机瓦厂、铸造厂当工人，社队企业的日子使他初步接触到了企业的运作。自费上了两年卫校后，他在回郭镇的社队企业第二化肥厂干起了医生，直到1992年前后，化肥厂临近倒闭才辞职出来。这之前，邵家的日子不能算穷困，也只能算一般。

　　“镇里上世纪90年代开办的企业有个特点，就是先自己吃苦学技术，学成后筹钱自己干。”邵泽亭先在一个亲戚家的铝配件厂干了两年，掌握了这一行业的规律和特点，随后借了20多万元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当时正赶上国内铝厂扩建高峰，因此如鱼得水，公司一直生存下来。

　　9月10日，记者去邵家做客，朱红的大门门楣上写着“博陵世第”4个大字，这是这个村庄富裕起来后新兴起来的居地文化。村里干部介绍说，邵泽亭的铝业设备公司是镇上小型实业的一个典型，收入相当殷实。邵家四世同堂，为了更好地照顾老人起居，邵泽亭请人在家里安装了中央空调，屋内的摆设与

装修比大城市中等收入家庭还要高档。

　　邵家产业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民间借贷的方便与迅捷。经过改革开放后10多年的积累，村里已经集聚起来相当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在民间的畅通流转，为新企业家的崛起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资金。

　　“最初借款26万元，最多时借款100多万元，那时基本没想过要去银行贷款。”对邵家来说，如果没有当初民间的这些资金支持，就没有后来生活的转折。现在邵泽亭把产业交给儿子们打理，所有的精力除了照看老人和孙女外，作为回报，都花在了村里的公益事业上。

　　一个“外来高管”的视角

　　回郭镇里惟一的一辆奔驰车，是顺源铝业的总经理王镭的。王镭是回郭镇3000多家企业所引进的最高级别的管理人才。作为

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在读博士，这位东北人经过半年打拼，事业已经融入了当地铝加工业，有了自己的股份，但生活还没有完全融入回郭镇。

　　王镭的奔驰车是专门从北京运过来的，他说，还是不习惯回郭镇的生活习惯。“城镇规划相对经济发展非常滞后，晚上没有路灯，白天尘土飞扬，好一点的饭店和娱乐场所几乎没有。”这使他从大城市到小城镇的“落差感”十分强烈。

　　但这也使他能够以一个外来人的角度，冷静地分析回郭镇民营经济的前景和发展瓶颈。他说，回郭镇的历史，确实是一部民营经济的发展史。“回郭镇人给我印象是胆大，把握机会的能力和规避风险意识非常强。当地官员对经济也十分支持，因此这里有很好的前景，特别是我们做的铝加工业。”

　　对于回郭镇的缺点，王镭说：“高素质人才的持续供应跟不上，管理制度也有待健全，家族式管理在创业初期或许是发展的动力，企业大了就不再是优势，而是绊脚石了。”

　　与沿海地区的知名工业乡镇相比较，王镭认为回郭镇所代表的内陆乡镇企业群还存在着法律意识欠缺、发展观念相对落后的不足。“比如，100家企业，5年后可能只剩下10家，再过5年可能只剩下1家。为什么？不是选项没选对，而是做到后来，需要在企业的深层次管理上下的工夫不够，品牌建设、企业文化等细节的东西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这是企业做大做久的根基所在。”按照王镭的理论，回郭镇的民营经济群似乎也已走到了这个十字路口上。

　　“我的最大心愿，是11年后，我们这里的企业都依旧存在且发展良好。”在采访的末尾，王镭发出了对民营经济的美好祝愿。(郑州晚报记者 游晓鹏 尹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