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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勾晓峰 苏海萍
编者按：不同于国有银行改革那样引人注目，中国农信社的改革是一直处在低调状态。但作为维系中国8亿人口金融生活的机构，农信社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背负着“三农”的包袱。不久前，记者跟随有关单位前往江苏、吉林、重庆等地进行采访，切实感受了农信社同农民经济生活的密切关系，也亲身体会到了国家对农信社改革的断腕决心,以及改革过程
的艰巨。
作为国内农村金融体系的支柱，农村信用社系统的改革取得阶段性的成功，不但一定程度加强了农村金融脆弱的根基，也对其他农村金融部门的改革起到了示例作用。
财务状况的好转
在近期的“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表示，经过两年改革，农信社的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为进一步实现财务上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而在此之前，银监会副主席李伟也在公开场合对农信社改革方向的成果表示肯定，他明确表示，农信社的改革方案，各方面的设计总体上是科学的，也是可操作的。
两位金融界的高官短期内均对农信社的改革作出正面表态，是有着强有力的数据支持的：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全国农村信用社平均资本充足率达5.9%，考虑到专项票据置换因素，农信社不良贷款比率下降到17.5%，今年上半年实现盈利93亿元，较去年同期猛增636%。
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末，全国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达30640亿元，已经成为了国内第四大存款机构。然而，这个国内金融界的庞然大物，在2003年改革之前，实际资不抵债数额已达到了3300亿元，资本充足率为负的8%。十年连续亏损而且丝毫没有停止迹象。2002年年底，全国农信社亏损总额为58亿元，历史挂亏1300亿元。
较财务状况更为严重的是农信社系统的治理混乱。据了解，由于历史原因，农信社的主管部门在50年内换了四、五次，多年积累的问题造成农信社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结构混乱等突出问题。当时全国约30000家农信社均为独立法人，拥有自主吸纳存款和放贷的权力，外界缺乏一个有力的监督机制；而在农信社内部，股本中的股金约占20%，而农信社长期经营所形成的集体积累约占80%，实际产权归属上的模糊造成农信社体制上的所有人缺位，致使多数农信社在经营中存在问题，有一段时期，农信社成为国内金融系统大案要案频发的领域。
2003年，国务院启动了以“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为要求的新一轮农信社改革，并承诺将向满足改革要求的农信社支付总额高达1600多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扶持。
经过第一批江苏、吉林等八省市的试点，2004年，国务院决定将改革的范围扩大到另外21个省市，至此，除西藏和海南外，全国大陆地区的全部29个省市均启动了农信社的改革方案。
一农支三农
在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过程中，无论是负责改革方向的金融监管当局还是具体主导改革的各省市政府，均反复强调农信社立足农业的特性。但实际过程中，面对资金匮乏的农村金融市场，农信社的能力往往是捉襟见肘。
由于城乡发展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金融抑制现象很为严重。据农业部统计资料，2004年中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近15%，但农业在整个金融机构占用的贷款余额不足6%，农业发展严重受到了资金短缺的制约。
目前在专门针对农村农业地区的全国性金融机构中，虽然有政策性的农业发展银行、商业性的农业银行和地方性的农村信用社三家，但实际上，经营方向逐渐转向工商业的农业银行，以及资金和经营都日渐单一的农业发展银行，在农村金融市场的份额均在逐年缩小。
近几年来，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深入，为减少成本，提高盈利能力，除中国农业银行外，其他的三大国有银行均大量裁撤在农村地区的网点。以四川省某市为例，1997年，该市农村贷款类金融机构有四家，其农村金融网点共有306个；而到了2005年6月，服务于农村的金融机构其网点仅有102个。减幅达67%。大量金融网点的裁撤减少了农村地区原本就不多的资金来源。
在这种情况下，农信社事实上成为了农村金融市场的支柱，独自担负起了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的任务，被称为“一农支三农”。
正是由于农信社对农村金融的支柱性作用，所以在农信社改革的过程中，“立足三农”成为了政府和监管当局对改革的首要要求。
山西省省委书记张宝顺在山西省农村信用联社成立大会上就强调，农信社改革和发展必须要做到支农方向不动摇。他指出，农村信用社不同于其他商业金融机构，无论股权结构和管理模式如何变革，其根本目的在于进一步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吉林省农信社省联社理事长高继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认为，农村信用社将服务“三农”作为主要方向，不但符合国家对农村信用社的要求，也同样是农信社的机会。以吉林为例，2004年全省“三农”贷款仅占全省贷款的5.1%，却支持了50%的农业人口和19%的GDP总量。这说明农村金融市场的潜力巨大，相对于城市金融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立足“三农”正是农信社扬长避短的发展途径。
记者在吉林、山西、江苏等地的农村地区了解到，对于普通农户来说，由于人均收入低、家庭资金积累普遍不多，大多数农户都无法按照商业银行的条件进行抵押贷款，所以以信用为基础的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更复合农户的资金要求。
但也有意见对农信社“一农支三农”的局面提出质疑。湖南大学地方金融研究所所长汤烫认为，农信社要把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分开，不宜"一刀切"地强调一切为"三农"让路，农信社应千方百计发展自己，发展了自己才能谈得上支持"三农"。
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博士徐忠则表示，支持农信社改革和支持"三农"不是一回事，怎么支持"三农"，这不是金融机构的义务，而是政府财政的责任。天津农村合作银行董事长齐逢昌也认为，支农与否是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事，严格说信用社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农民是弱势群体，有道义扶持他们、服务他们，农信社担负着支农任务，而且自己还要搞生存，这需要三两年休养生息的环境。
微妙的省级联社模式
在此轮农信社改革中，另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农信社交由省政府管理，银监会则仅负责一般性的市场监管。虽然在改革之初，银监会并没有对具体的管理模式做出规定，但目前，多数省份都采取了由省政府主导的组建省联社管理的模式。
李伟认为，将农信社交给地方政府管理，可以变一个积极性为多个积极性。与农信社五十多年来任何一次变革相比，这次改革不再是中央部门的单一发动，而是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农信社、农民以及各方投资人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越来越认识到，只有把农信社搞好了，才能有力地支持"三农"和县域经济的发展，才能更有效地维护农村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最受益的还是自己。
事实也的确如此，由于将其纳入了自己管理的范围，省政府在改革中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从省联社的组建，到地、县级联社的重组，行政力量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例如在上海，上海市政府甚至出资10亿元现金，并划拨价值45亿的土地，扩充上海市农信社的资本金，以达到成立农业商业银行的要求。
但同时，将农信社交由省政府主管也同样引起了一些争议，省政府与农信社的渐行渐近让人们担心，农信社会不会成为省政府的“第二财政”。因为，省联社的高官都由省政府来任命，而且，多是由省政府的官员来兼任，这势必使农信社完全陷入省政府的管控之中。
全国政协委员何林祥认为，要推动农信社这场历史性的变革，加强国家调控和省级政府的责任是完全必要的，但从改革的长远建设出发，必须借鉴国际惯例强化对农信社的行业自律管理，这是政府部门不能替代的。
另外，省联社同基层信用社的关系也引起了专家的注意，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广文就指出，省联社组建之后，农信社无疑多出了一个“婆婆”，各省市一致选择省级联社的管理模式，是地方政府出于控制金融资源的目的，这容易导致"政府病"的产生；此外，作为一种示范效应，率先改革的地区会影响到后来者，基层社法人地位被取消以后基层联社的主要权力均归了省联社，这将带来对经营管理者的激励减退的损失。
在支农的长远收益与控制当地金融资源所能获取的短期利益之间做出选择，这对地方政府是一个考验，也同时是中央金融监管部门所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否则，不但没有支持“三农”之功，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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