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投资者市场从哪里开始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唐韵 采写

　　专家：

　　方星海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

　　Tom Manning

　　中国董事会创始人

　　刘晓光

　　首创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孔丹

　　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重中之重：保护投资者

　　中国对于国际资本市场有巨大的准入权，私募市场发展非常之好，中国经济增长率每年达到9%。那么，中国需要一个高效的资本市场吗？是什么让我们的政府更强调要优先把资本市场发展起来，把保护投资者作为一个重中之重？

　　孔丹：高速的增长，一直是以中国政府和企业包括金融机构都承担了很大风险为代价，比如信贷市场这种风险。中国国有商业

银行改革代价有多高，如一个商业银行要注资225亿美元(中行、建行)还要剥离一千多亿的资产，剥离了14000亿的不良资产，他们现在的不良率还是非常高，这是政府非常坚定的想扩大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晓光：还有就是银根问题，银根90%多都是资金市场，如果不发展资本市场，其他怎么办，没有一个柔性的管道，就会出现通缩。

　　方星海：资本市场发展得不好，广大民众的储蓄放在银行里，只能拿到一点非常低的利息，如果资本市场发展好，广大民众的储蓄则会得到更高的收益。我觉得从长远来看，这是解决我们国家收入分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刘晓光：还应多推出一些经营创新的产品。但现在的障碍是还没有这样的法律，也没有哪个部门牵头迅速推出这样的方案经过法律确定，包括地产、水、高速路、燃气、地铁都是投资者需要的。必须保护投资者，如果没有投资者利益，投资者受到伤害，就不会投资，现在我们基本就靠老百姓几千万股民，力量不是很大，大的机构投资者、包括券商、基金如果他们的资金得不到保护，没有好的措施，既使有再好的上市公司也没有什么用。

　　保护投资者：

　　政府管得太多还是太少？

　　从保护投资者来说，一方面觉得政府管的太多，另一方面很多地方又是政府缺位，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呢？在发展资本市场过程中，政府到底应该如何定位？政府和市场的分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Tom Manning：从短期来看，我们可能需要更多政府的介入。这样会建立更强的监管机制、法规机制和指导机制，才能使资本市场更好的发展。另外我们也才能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更多地关注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公司治理方面我们现在有一些法规，但是没有具体的执行细则和措施。在未来，我觉得政府的参与应该逐渐的减少，最终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自由市场机制。自由市场的一些重要的特色是要具有中国特色，但是最重要的是建立自由市场机制来吸引投资，促进增长获得利润。

　　方星海：资本市场如果什么都是政府来定，肯定不好。中国人比较习惯于什么东西都是政府定完了，大家去执行，这个效率也是挺高的，最近股权分置改革，虽然是一个分散决策的机制，但是它有政府的引导，这个速度也挺快的，当然有些人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我认为速度不算慢，这是一个优势。

　　资本市场本质上要求一个分散化的决策机制，包括创新，如果什么都拿到国务院去批，怎么创新，那速度就会很慢了。这里有一个起点，从哪里开始做？我觉得这个起点应该是从微观的组织机构开始，比如券商、基金公司、交易所这样的机构，都是市场化的，在市场上运作的机构，必须要形成自我约束的机制，就是说政府不怎么盯着你的时候，不会主动干坏事。政府只是起一个辅助性的作用，中国有很多问题就是微观的机制没有搞对，弄成一种你不好好看着它就会犯很大错误，必须好好看着的局面。

　　既然都认为要保护投资者，那保护投资者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如何达到这个目的？

　　Tom Manning：我认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公司治理，以及在公司治理方面持续不断的改革。

　　在很多市场变量当中，投资环境各项变量当中，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的就是要提高投资者的信心，因为从一个基本层面上看，投资者需要更多地了解每个投资公司运作的机制，他们必须要知道他们所投资的公司是否稳定，并且有着良好的增长趋势。他们必须要对这些公司的管理层有信心，必须对这些公司的董事会有信心，因为董事会代表股东的利益。希望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之后，在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交流会更加充分，会有更加开诚布公的积极探讨。

　　孔丹：中国的资本市场可能是一个病态的市场，有严重的疾病，当然还没有病入膏肓，有很多药方可以治疗。中国的

证券市场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有制度上的缺陷：价格机制发现失灵，市场化配置功能弱化，资本市场法律框架、监管制度等规范化程度很差，包括现在出现的严重的上市公司、企业和券商的问题相当普遍也很严重。

　　我们看到这个市场里各个角色都在努力，政府从去年发出了改革的九条意见，应该说是很重大的一个推动。今年做的两件事可能震动很大。一个是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股权分置的试点正在进行。一个是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现在看，应该得到相当的提高。

　　另外机构投资者这个问题正在解决，我认为还是有希望的，现在中国市场开户有7200多户，基本上都是非常弱小的个人投资者，这个现象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利，机构投资人的准入应该说有很大的促进。包括对外开放，包括发展债券市场都应该会有很多改进。

　　不否定国有企业上市

　　最近，国资委出台了一个关于涉及到国有股东的一个通知，里面谈到股权分置问题解决后，应当考虑将市值指标引入国有股股东的业绩考核体系，以促使国有股股东更加注重上市公司的变化，这一决定对保护投资者有什么帮助吗？

　　孔丹：对这种考核体系的合理性我们没有研究过，我想它应该使经营者更关注自己的上市公司的表现。但如果把这种考核指标加到国企的考核体系，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不要发生像美国的安然事件引起的制造虚假的业绩，来支持市值表现的这种情况，现在看，会计准则的使用是一个大事情，我们作为一个大的综合性的集团，一方面现在很努力的在接受外面的审计，找有信用的会计师楼，同时自己也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内审。

　　Tom Manning：上市能改变我们的客户，大家会更了解公司代表什么，上市使我们能够知道公司如何管理，公司如何衡量它的业绩，另外与客户的关系，与供应商的关系和零售商的关系。上市本身具有变革性，一旦上市，公司就会变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以前含糊不清的东西变得可以看到它的未来的需求。要强调一点，就是公司最终还是要自我来引导，尤其是一些大的公司，这些政府是主要的资本股东的公司，之后进行上市的时候，应该自己起主导作用，我想我们会慢慢演进，但是我个人认为可以通过一些方式促进这个进程。

　　现在已经有所谓的QFII，老外已经进来，他们希望政策更放开。为什么不让外资再放大一点，让他们选他们想投的公司，让他们的力量在资本市场上说一些话，让他们也为中国股市的投资者做一点事情？

　　方星海：我觉得这是个以夷制夷的策略。我们的公司到海外上市很简单，我们自己的改革没有做好，对公司来说，它可以自由选择的话，更愿意到海外去。这更增加了我们把自己市场做好的动力。QFII 非常成功，对市场是正面的作用，为什么不放大呢？这就是中国特色，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要一步一步做。有人会担心中国现在处于市场底部，QFII进来太多，这不是让外国人炒了大底吗？QFII现在是一百亿，我坚信今后会扩大到两百亿、三百亿最后彻底放开，这一天肯定会到来。

　　Tom Manning：我觉得这些外来投资者也非常愿意了解市场的运作，市场的机制。他们在这边能够开发一些经验，我也希望我们的财务服务领域能够像当初中国制造业开放那样，让这些外资投资者充分的与中国企业进行合作，充分的利用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做的不错的一些经验，为中国市场进行一些改变，有的东西可能不一定适合中国市场，但可以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