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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平
“宁可饿死，也不要医疗广告”。秦朔接手《南风窗》依然不改知识分子心中的那股抗争精神,“如果不幸福，宁可不要。”他说。
他要的是一份体现知识分子良心的“有责任感的政经杂志”。
2005年5月，《南风窗》版权页上总编辑的名字换成了陈菊红。《南风窗》的秦朔时代宣告结束。
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从1985年《南风窗》创刊到秦朔接手时，《南风窗》的主线是新闻时事性杂志。但其定位与思想甚至从版面设计上都出现着较大的波动。
1998年，对于《南风窗》而言是标志性的一年。经过论证，秦朔将《南风窗》定位成政经杂志。
从新闻杂志变为政经杂志，《南风窗》当时算得上是“新锐”，但这种方式并不是一个理性知识分子的理想，秦朔主要是需要向社会奉现一份责任。
而不同时期的社会责任是有区别的，《南风窗》也因此而变。1998年前后，《南风窗》是“有责任感的政经杂志”，责任感更多地体现在政经和社会领域。当时，改革进行到了深水区，一些阶层收益是以牺牲另一些阶层的利益为代价的。《南风窗》就更多地代表了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群的利益，这种社会责任的目的是希望建立一种合理、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秩序。
秦朔此时的“窗下人语”栏目的发言代表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渴望》等，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的关注溢于言表。
秦朔曾无数次说：“读者之所以喜欢《南风窗》，是因为《南风窗》有一种打动人的力量”。
对传统知识分子的批判与继承
秦朔曾深层次地揭示了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而他需要的是自己独立的思想。
《南风窗》最早提出的口号叫“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秦朔的解释是“谁有新的想法都要尊重”。所以《南风窗》一直都在保护和维护这种创新的精神。
这种精神其实是秦朔对于知识和思想个性的一种保护。“到30岁的时候，如果还不能独立思考问题，不能按真心向往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不能按理性和自由的思考方式去叙述，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讲，将是件很可悲的事情。”
正因此，这种思想氛围下成长的编辑记者们时时拥有自己独特的眼光，理性地对待社会的任何一个变化。也因此，《南风窗》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思维眼光。
秦朔给员工的也是更多的自由。比如，在《南风窗》有近一半的采编人员，他们都有写书的机会、出版的机会、成名的机会。同样，知识分子的包容和勇于承担责任也体现在《南风窗》和他身上。
作为知识分子的典型特点：勇气来自良知的驱使，来自知识分子的道德，来自对社会的深层思考，来自内心深处对公平、公正的呼唤。这一切都在秦朔和他的《南风窗》身上表露无疑。
曾经有不少人说秦朔28岁就当上了正处级，又有副高职称，今后的仕途一片光明。而他却要独立表达。这也面临着风险。“当不成总编辑，我去当个编辑，当不成编辑，我去当一个自由撰稿人。万一自由撰稿人都不能做的时候，就到企业去打一份工，自食其力。”这种思想决定了他要拥有表达的个性和深度，这也决定了《南风窗》充满理性与责任感的性格。
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本
秦朔的成功来之不易，他把自己的“差异性思维”视为安身立命之本，这也是他的核心竞争能力。他追求的不是故作姿态的标新立异，而是合理的差异性思维。
而《南风窗》的成功也在于此。
先知三日，富贵十年。秦朔认为，现在这个社会的竞争，比的不是谁比谁聪明，而 “比的是眼光”。他的感触也融合在《南风窗》的每一期。由于是市级单位主办的杂志，《南风窗》拿不到很多一手资料。这时候，要靠深度加工，靠观念取胜，“差异性思维”就大派用场。1999年第2期《南风窗》的“窗下人语”，是秦朔写的《李嘉诚与董建华的"加减法"》，其中很明显地流露出他那与众不同的思维亮点。
《南风窗》的内涵更依赖于“生产者”的价值观和眼界，而且还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每个阶段皆如此。说近几年来的《南风窗》是秦朔成长经历的缩影，是他思想的外延，也许并不为过。
秦朔在10年中接触了大量的成功人士，与张瑞敏、李东生、段永平、刘永行等中国企业界的风云人物交往，秦朔发现影响企业运作的深层原因是整个社会的制度环境，政治经济很难截然分开，于是把《南风窗》的风向标拓展为“聚焦政经，相约成功”。
同时，秦朔还拥有知识分子的不屈不饶的精神。当时，为了改版后刊物的整体质量，“我们决定：饿死也不登一条医疗广告”。《南风窗》全面改版，由于要全面提高办刊质量，吸引更多的品牌广告。“当时创业的时候很艰苦，我自己去拉广告，在1997、1998年，步步高的段永平、TCL的李东升，创维的黄宏生我自己都去找他们拉广告”。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南风窗》也许不会是大家看到的“从头至尾”的高品格。
知识分子市场的缺失
抑商思想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商业头脑的某种缺失，而秦朔正是如此。
在发行上，《南风窗》曾经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秦朔说：“我们的网络做得比较早，曾经交过的学费和惨痛代价让我们认识到，杂志的营销是一个系统问题，和产品本身息息相关。”
秦朔也坦率地承认，《南风窗》在营销上存在不足，体现在自身的广告价值和运营上，远远不如“四大周刊”。当《南风窗》处在“经营发行量”的阶段时，“四大周刊”则是在“经营品牌”。“我们的缺陷在于：对主流人群最具有价值的北京、上海方面偏弱。广告运营能力和方法差。”秦朔说。
同时，秦朔认为，《南风窗》的设计、版式及整体包装上不够精致。
据说，《南风窗》发行量是“四大周刊”的总和。但从经营的角度讲，《南风窗》确实没有“四大周刊”做得好。
《南风窗》在秦朔眼里考虑得更多的是成为主流媒体，在秦朔对主流媒体的解释是：面向中国绝大部分的都会城市，面对公务员、经理为主体的人群，同时能提供在政经、国际、财经、产经各个领域方面比较好的评论、分析，而且有比较大的发行量。而经营不在此列。
《南风窗》没有了秦朔
是什么样子
一个是《南风窗》杂志本身，一个是《南风窗》的事业。一个是秦朔的品牌。
这三者都紧紧围绕着秦朔的个性与风格往前发展。
2004年11月15日，以总编辑为秦朔的《第一财经日报》创刊，在此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南风窗》的总编依然是秦朔，这被业界理解为一种自然过渡。现在，秦朔对于《南风窗》来说已经成为过去，而《南风窗》还要继续，秦朔也还要谱写他作为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热情与理想。
人们对《南风窗》的热爱，源自于《南风窗》所散发出来的独特气质，即建立在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使命感之上。
失去秦朔的《南风窗》，失不去他所营造出的这种气质。《南风窗》沿着"生态文化"的主线表现得依然充分。但这种气质无疑会因为秦朔的离去而变得不具有彻底性，秦朔的《南风窗》气质带有个人的强烈烙印，这种烙印恰恰是我们现在普遍追求的对社会的良知。至少在"窗下人语"中我们看不到这种气质下的闪光，更多的象是一种"编者的话"。而没有彻底性的气质也将失去读者对《南风窗》的追求。同时，我们不得不注意的是，只有气质的《南风窗》显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南风窗》，秦朔留下的经营缺陷也需要后来人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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