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浙经济增速为何比鲁苏回落更快

　　今年前5个月份，浙江全省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8%，比全国低了约17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也大幅飙升，达到1998年之后最高的48.9亿元。同样实施宏观调控，江苏和山东却与浙江不同，两省投资一直处于平稳增长态势。为何“同一片蓝天”下，浙江省将东部发展最快的头衔让了出去？

　　★文/傅白水

　　自2004年初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后，经济发展过热的苗头得以控制，但相对于其他地区，浙江省经济“回落”速度出人意料，尤其是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工业，下滑速度让人惊讶。

　　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浙江主要工业经济指标在全国的位次明显后移，全年增长率仅排在各省市区第21位，与全国工业走势形成了强烈反差。今年前5个月，全省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8%，比去年同期回落33.2%，比全国低了约17个百分点。同时，亏损企业亏损额大幅飙升，同比增加70.5%，达到48.9亿元，浙江省把东部发展最快的头衔让了出去。

　　6月15日，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低调前往浙江和江苏，而就在半个月以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刚刚从浙江调研归来；而在马凯离开浙江3天后，全国人大财经委调研组也到了浙江。

　　同是宏观调控，江苏与浙江却不相同。根据江苏省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今年前5个月，江苏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7.2%，比全国平均水平略高，投资一直处于平稳增长态势。而同处华东的山东省，其经济发展速度表现的更为强劲。

　　浙江的人均收入增幅也慢于江苏，2005年一季度，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8.5%，增幅跃居全国第一。虽然浙江的人均收入仍是全国最高，但增长速度只是17%。

　　同样面对宏观调控，浙江省为何显现出如此大的回落与落差呢？

　　贫瘠的资源不经消耗

　　浙江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与它的经济发展速度快慢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浙江经济发展模式是典型的“东亚式的资源消耗型经济增长”模式。著名经济学家刘遵义认为经济增长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投入增加，另一个是效率提高。

　　根据刘遵义的研究，东亚的经济发展，效率提高的部分是零，全都是靠资源投入。资源是有限的，投入维持不了很长时间。这些年浙江的经济发展，即是典型的“东亚式的资源消耗型经济增长”。当前浙江工业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高投入、高消耗、低技术、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在新形势下的反映。沿袭这样的增长方式，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很大制约，不仅影响工业持续较快增长，而且制约了工业经济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提高。

　　从资源投入来看，与江苏、山东相比，浙江的资源在全国是极度匮乏，人均占有资源，土地资源、矿藏资源量都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在有限资源约束下，经济增长必定会有极限，目前浙江出现经济增长放缓的迹象就与此有关。而江苏与山东的煤、油资源在全国来讲比较丰富，资源紧张程度远比浙江轻。

　　在浙江经济迅速下滑的背后，是从2003年开始的被人们称之为“成长的烦恼”的生产要素荒。

　　浙江经济年年实现高增长，但与之伴生的“负效应”也同样“可观”：耕地锐减、

能源困局、环境污染和投资代价趋大。浙江为GDP的增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浙江已是中国缺电最严重的地区，全国电力缺口一半在浙江。2003年起大规模拉闸限电，此后两年拉闸限电所损失电量占全国的份额高达54%和49.7%，大规模停电使得企业单位产品固定成本提高15%-20%。浙江土地的制约进一步加大，可用耕地最多只能再支撑10年，不少工业投资项目和招商引资项目，因没有土地无法实施。环境污染严重，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生态环境承载力已基本达到饱和。由此，大批企业无地建厂，无电开机，无工可用。

　　相当部分企业尚未真正走上依靠科技进步的必由之路。据浙江省统计局统计，2004年全省规模以上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合计46.9亿元，只占销售收入的0.28%，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甚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浙江工业总体上形成了以低成本、低价格、低收益为特征的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模式，最终使得吃老本的发展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下游产品掣肘经济增长

　　其次，浙江经济快速回落与浙江的经济产品结构有关，浙江的产业层次偏低，产业高度化又不足。浙江的产品结构向来是以

纺织品、服装等轻工业为主，其次为机电产品、小五金等。直到2004年，浙江工业生产增长贡献率最高的产业依然是纺织业，其对第2位的产业还保持近5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无论是轻工业，还是机电产品都属加工业，为下游产品。这轮经济过热明显表现之一就是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太快。但下游工业产品却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势，不但不涨，却有一定程度的下滑。这使得以生产下游产品为主的浙江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企业出现大面积的亏损、经济效益下滑，发展速度大幅放缓也就不足为怪了。相比之下，江苏与山东的产品重

化工业比较多，生产中上游产品的企业比浙江多。

　　2003年底以来，基础产品和上游产品价格全面上扬，使得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浙江不堪重负。2004年全省能源原材料购进价格上扬13.4%，比全国高出2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只上升5%，比全国低了1.1个百分点。能源原材料购进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差率为8.4个百分点。浙江省统计局测算，浙江工业每百元销售收入的直接材料费用约占70%。按此推算，全省去年因高进低出造成的工业减利因素高达900亿元左右，其中因高进低出差率比全国大出3.1个百分点，减利因素比全国多增加200多亿元。

　　近年来，高新技术产业不断成长，但离规划目标差距很大。2002年高新技术产业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7.78%,在全国排在第16位，比1998年还后退了4位。浙江现有主体产业面临生产能力过剩、资源供给趋紧、竞争格局变化的新压力，增长潜力受到很大制约，增长优势削减势在必然。

　　“软弱”的经济容易“受伤”

　　浙江经济回落较快有其历史性，浙江经贸委的经济运行报告也认为，“从历次经济增长周期和加强宏观调控阶段的表现看，浙江工业往往显现出上得快下得也快的特点”。这与浙江以中小企业为绝对多数有关。

　　目前，浙江的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数量在95%以上，而浙江的大企业和特大企业与山东、江苏等地相比不但数量较少，而且个头也不大。这导致浙江在国家宏观调控中，企业的整体抗风险的能力不强，一遇到宏观调控等形势，经济发展速度就明显下滑。例如2001年，受国际经济衰退影响，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自三季度起明显回落，8月和9月分别跌至7.8%和8%，从上半年一度列全国第4位骤然降至第19和20位。这一次浙江工业在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和加强宏观调控阶段的重要关口，又重蹈下得快的覆辙。

　　再从技术与效率投入来看，浙江的状况也不容乐观。在实际经营中，浙江的生产制造企业都是一些简单的加工组装生产型企业，对技术要求很低，甚至谈不上技术，只是利用仿制别人的技术，而投入的只是简单的大量普通劳动力。

　　非公经济仍是信贷“弱者”

　　浙江以民营经济为主，目前在GDP比重中非公经济占了近70%。2004年从宏观调控来看，银根紧缩是一个主要手段，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商业银行收紧了对企业的贷款，尤其是对非公企业的贷款。这对以非公经济为主的浙江企业和经济发展影响非常大。为什么针对一些过热行业的银根紧缩演变成对所有行业，尤其是对民企的紧缩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我国金融系统都是国有的或者是准国有的。国家一声调控，作为行政命令似的政策很快会在整个银行系统执行。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因国有银行的固有本性，发生了变化。往往是国有企业贷款时，因其都是国家的，只是左口袋到右口袋的事，凡是在政策容许范围内的能贷的就贷。更何况还有地方政府和各个部门对银行的“软硬兼施”。

　　但对民企却不同了，它是老板个人的，贷款收不回来是很严重的失职问题。所以银行对民企产生了惜贷和拒贷现象，凡是国家严令禁止贷款的坚决不贷，国家没作要求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不贷，民企贷款无门。最近出版的由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编写的中国第一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披露，我国民营企业自我融资比例达90.5%，银行贷款仅为4.0%，非金融机构为2.6%，其他渠道为2.9%。这样在宏观调控背景下，非公企业贷款无门，导致企业发展受限，利润下滑，甚至是倒闭，最终影响工业的发展势头。

　　相比之下，山东以国有企业为主，在企业贷款方面明显好于浙江，而江苏以外资和三资企业为主，融资基本上不受国内的宏观调控的影响。这样企业的日子好过，经济发展当然也好于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