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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伟/文
李湘是个电视先锋。从综艺类的《快乐大本营》到平民造星型的“超女”，从明星式婚礼到华娱卫视的《李湘星运动》，她见证了真人秀节目在中国的发轫、光大和变迁，她还将继续走在时尚潮头。据说，“超女”之后，李湘将转战上海，加盟主持东方卫视一档全新的真人秀《创智赢家》(The Winner)。
如果说“超女”或“莱卡我型我秀”是成就一个明星，东方台和瑞安房地产打造的《创智赢家》则是选拔一个CEO。它基本上仿效了美国房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风靡一时的“商业幸存者”节目《学徒》(The Apprentice，由NBC于2004年1月推出)。
特朗普在美国无人不知，充满传奇色彩，他把现实生活和表演融为一体，作为一个生意人竟然获得了最高的收视率(最高收视人数达4010万)，在商业史上也属奇迹。他对被淘汰者大吼的“你被解雇了(You are fired)！”成了美国最流行的一句台词。从上万人中筛选出16名选手，最终有一位获胜成为“正式学徒”，赢得年薪25万美元的工作。特朗普的哲学是，“所有人都渴望着富人和名人式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就连《学徒》的节目总制作人马克·贝奈特(曾是CBS《幸存者》的总制作人)也是特朗普的崇拜者。特朗普之于生意，有如“单身汉”(The Bachelor)节目之于约会，“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之于唱歌——华裔小伙子孔庆翔因此成名，“非常6＋1”、“超女”皆受其模式的影响。
于是，特朗普在遥远的东方有着很多“信徒”：央视的《绝对挑战》、《实习生》上演职场竞争真人秀，浙江卫视的《天生我才》(胜者获得100万元创业投资和10万元创业基金)、加拿大华商白宁的《你也能成功》追随“财富＋娱乐”风潮。本身与特朗普在地产项目上有合作也引发诉讼的罗康瑞，则借《创智赢家》影响全国。
而中国版的《学徒》即将在香港开播，据说由京城地产界风云人物潘石屹主持。《纽约客》称潘是“中国的唐纳德·特朗普”。这将与罗康瑞的节目形成直接竞争。特朗普客气地以后者为荣，“抄袭是最好的赞美吧，我想。”
但罗康瑞表示，《学徒》太表演了，《创智赢家》更真实。特朗普每集都露面，《创智赢家》由专家团评估，报名环节采用著名的“普鲁斯特”情商问卷，从全国五大赛区“海选”16人，9月开始在电视上播出，经过90天13个环节的考验，最终一位赢家将获得100万元的创业奖金。该节目偶尔会征求罗的意见，但他对哪个也不愿说“你被解雇了”。
相比野外生存、百万富豪等纪实秀，“学徒”更贴近生活。美国雪城大学电视与流行文化教授罗伯特·汤姆森说：“如果美国的商业可以代表普遍意义的商业的话，那么学徒就是它的第一部影像日记。”而在中国，尽管真人有了一定突破——央视的《欢乐英雄》、《非常探案》、湖南经视的《完美假期》等，更不用说“超女”令众生狂欢了，但玩游戏玩出名堂或唱歌当上明星远远没有赚钱当老板来得现实。
有趣的是，《创智赢家》选拔过程中，有人提出需要80亿元、不切实际的“硅谷中国”方案，有人想做“杀人游戏”节目，有人“看不惯中国电视界娱乐肤浅当道，想创办自己的深度访谈栏目”云云。
即使李湘不去上海，她所在的华娱今年3月起已经播出整容真人秀《天鹅》(The Swan)。美国有三个类似节目：福克斯电视台的《天鹅》，ABC的《改头换面》(Extreme Makeover)，MTV的《我想要张明星脸》(I Want A Famous Face)。虽然存在手术风险和道德争议，整容过程详细直播，《天鹅》仍创出高收视率，并衍生出剧集《整容室》(Nip/Tuck)等。
囿于国情及观念差异，诸如《天鹅》、《交换妻子》、《我恨工作》、《为了爱或钱》、《自食更身》(减肥)、《性爱巡视员》(名人)、《富贵险中求》(维珍CEO理查德·布兰森)等节目不可能在中国落地，但真人秀的张扬和滥觞，正反映了大众消费文化之趋势。美国传播学家尼尔·波兹曼说，电视是一种新的宗教，“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固然，五年来(以《幸存者》2000年8月在央视亮相为开端)，中国很多真人秀还停留在简单模仿上，创意及营销处于初级水平，也有业者集体声讨“娱乐节目低俗化倾向”，并对台湾“康熙来了”不敢苟同，但真人秀包含着人性、社会学、国家气质的元素，本土节目也可以体现更高的社会价值。
比如“超女”，就令人欣喜也有所失控地成了一场“审美民主”。特朗普打破了商界的“政治正确性”，把真实金钱世界的游戏规则残酷呈现。北京台每年一度的“中华才艺大赛”去年首次到美国、法国和日本选拔参赛者，反证中国文化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真人秀，星星之火也能燎原。娱乐至死，是诅咒，也是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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