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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胡惠林
8月8日，新华社播发《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这个备受瞩目的文件从战略意图和战略安排上回答了：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综合国力、核心竞争力，怎么提高？谁来做？
公有和非公有存在一种复杂、互动的关系。我在2000年作关于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时曾提出一个观点：用公共的力量构筑我国国家文化安全体系，要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综合国力，必须建构国民文化经济共同体，即国家的和民营的文化经济共同体，就是以国有资本为主体，充分发挥调动非公有资本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性，通过建构国民文化经济共同体来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综合国力整体性提高的目标。此次国务院文件的出台，目的正是为了调动社会一切积极因素和一切进步力量，通过解放文化生产力，来实现国家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
中国已经加入世贸。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也应该允许内资进入，中国政府在放宽国内市场准入的同时，实现普遍的国民待遇，也就是说内资享有和外资进入文化产业同等的机会和权利，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在纠正和克服前一阶段文化产业市场准入方面非公有经济没有和外资待遇等同的问题。《决定》的出台，某种程度上就是要使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时享有和外资同样的国民待遇。
中国是在各方面并未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加入世贸组织的，文化方面同样如此，使得中国的文化产业、文化市场，面临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全球化的挑战。中国政府在文化的问题上当然要充分考虑到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外资进入文化产业领域，是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以及以这个承诺作为法律依据，进行对外开放。这种开放是双向的。从原来的双边变成多边，从政策性安排变成制度性安排。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在经济领域扩大开放的同时，在文化领域也需要扩大开放。这个开放并不仅仅是允许境外的文化资本进入中国文化市场，同时也是根据国民待遇的原则，放开国内的文化市场准入，这样就可以有一个公平、合理、公正的文化市场竞争态势，使中国不管国有、非公，都有一个公共性的平台从事国家允许的文化产业经营。
《决定》的出台实际上也是一个重大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从原来单一的以国有资本为主的文化建设体制向以国有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参与建设的新文化建设制度的建构，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和国家前几年在文化市场和文化体制改革里不断放宽市场准入，不断在局部领域里推行渐进的改革相关联。今天的出台，不是一个突然的、心血来潮的举动，已经经过前一阶段在地方和行业里开始的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准入制度改革，把取得成功的东西上升到制度形态。不再仅仅是某个区域或者行业个别的特殊安排，而是成为国家具有普惠制度的安排。这包括对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解，更符合意识形态建设的实际，符合已经发生变化了的意识形态运动的实际。当下，意识形态的生产、传播、接受都发生了变化，今天的意识形态运动，一个是虚拟空间(互联网)，还有一个是远程空间(卫星传送)，不仅仅是纸质媒体平面。意识形态建设的主体发生了变化，网民甚至可以影响媒体，单个公民、社会个体都可能在网上成为惊世骇俗观点的传播者，并且有广泛受众接受。意识形态生存发生了变化，而非公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成为巨大的意识形态力量的传播者。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设计把这样的力量更充分地调动起来，服务于整个国家的战略目标，不只是为我所用，而是真正调动全民族的利益去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任何一个制度设计都包含两个方面，在开放的同时，也从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安全的层面上进行设计。这次文件有四个不同表述：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这些政策性的表述，从制度设计层面上对不同领域在整个国家文化安全的意义作了制定。这种制定是任何国家都会采取的，只是情况不同，比如美国电影分级制度，就是从美国的价值观出发来设计的。中国政府在非公资本进入领域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建立起有序的市场准入体系。
《决定》的出台标志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开放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非公资本根据制度安排进入，整个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将逐步克服发展力量的不平衡，激发出新的创造性的竞争力量，这种新的创造性竞争力量，对于提高国家的文化综合实力和综合竞争力，是非常必要的。但国家这样的战略安排和构想，能否真正落到实处，我们必须重视。非公资本的进入，必然导致原有的文化利益格局的战略性变化。出于种种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考虑和维护，多大程度上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国家的战略安排和战略构想，值得国有文化投资主体的深思。利益往往高于一切。威胁到既得利益，会本能地产生抗力。因此，如何在这样一个战略性变局中培育和树立新的利益观，对国有资本在新文化产业发展阶段具有特别的意义。(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产业与管理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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