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应徐图海外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大潮将起，投资热点将是资源开发、制造业、信息产业和商品流通等领域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11月，北京市友谊商业服务公司和日本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合资在东京开办了“京和股份有限公司”。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已经出现了相对的资本过剩，拥有较为丰富的适用技术积累，且对外经贸绝对规模 已经相当庞大，积累了大量可用于对外投资的实践经验，对外直接投资开始明显增长。

　　按照《200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截至2003年，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334亿美元，扣除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境内投资主体的反向投资，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332亿美元。

　　2004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36.2亿美元，同比增长27%，其中新增股本投资25.06亿美元,占69%;利润再投资11.16亿美元，占31%。截至2004年底，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近370亿美元。2004年经商务部核准和备案设立的境外投资企业共计829家，中方协议投资额37.12亿美元。

　　海外投资大潮将起

　　如果说此前20余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绝对规模并不算大，那么，今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面临着大发展的契机。

　　首先，是因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给中国经济带来多方面收益：海外投资有助于减少国内相对过剩资本，提高投资收益率；海外投资收益回流增进国内资本积累。就中长期而言，在正常情况下，海外投资收益回流最终将超过初始对外投资，从而有利于增进国内资本积累。对于一个趋向老龄化的社会而言，海外投资收益回流对国内资本积累的增进作用尤其显著；海外投资能够延长对应实物资本与产品的生命周期，从而提高其收益率。

　　其次，国家政策对海外直接投资的支持力度日益加大。这种支持一方面体现为放松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另一方面也体现为预备大幅度追加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本金。

　　尽管我国已于7月21日调整了人民币汇率，但汇率升值压力并未彻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逐步放松资本外流管制以便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降低外汇储备机会成本的思路得到了决策层的采纳，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政策逐步走向松动。

　　2005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扩大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从现有的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扩展到全国，各地区2005年度境外投资购汇总额度从原来的33亿美元增至50亿美元，如实际需要用汇超过额度，还可以追加。外汇局分局对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的审查权限，从原单个项目的300万美元提高至1000万美元。

　　在国家政策的强有力支持下，2004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空前活跃，在国际并购市场的出击尤其引人注目，联想公司收购IBM个人电脑部门、中国五矿集团试图收购加拿大矿业巨头诺兰达公司、海尔竞购美国知名家电企业美泰克公司的交易金额动辄数以十亿美元计，中海油竞购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优尼科(Unocal Corp.)的总交易金额更高达约206亿美元，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大潮将起，投资热点将是资源开发、制造业、信息产业和商品流通等领域。

　　海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风险

　　发展海外投资是中国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必经阶段，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之路并不平坦，中国企业面临众多问题和风险。

　　投资目标准确定位问题

　　对外直接投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目标的准确定位。一般而言，企业开展海外直接投资的目标主要是获取海外销售渠道、规避贸易壁垒、获取发达国家企业研究开发能力、获取重要原料、能源来源、降低生产成本等等。

　　企业应当充分考虑上述目标究竟能否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或是以最有利的条件获得。

　　就规避贸易壁垒和降低生产成本目标而言，尽管我国许多敏感型产品(纺织品、鞋类)厂商向海外迁徙能够降低直接生产环节的人力和土地等项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贸易伙伴的壁垒，但我国国内有着完备的产业体系，基础设施良好，无论是熟练劳动力还是原料、辅料、设备等都能够容易地获取，并实现规模效益。而在海外投资的厂商未必能够便利、低成本地获得上述供给，最终总体成本反而可能高于在国内经营，从而使其赴海外投资的目标落空。

　　对于苦于缺乏核心技术和国际知名品牌、出口产品国内增值率低下的中国企业而言，通过对发达国家名牌企业的跨国并购似乎有助于在短时间内获取上述无形资产，从TCL收购阿尔卡特移动电话，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部门，到海尔竞购美泰克，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企业的这种冲动。

　　但是，即使不考虑东道国政府会严厉限制高技术转让，在无关国家安全的纯民用产品领域，任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都不是可以用钱买来的，如果中国企业自己不能在技术开发和品牌等方面形成足够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他们通过跨国并购获取研究开发能力和国际知名品牌的如意算盘最终多半会落空，徒然让安排这些并购的中介机构大发横财而已。

　　TCL的阿尔卡特项目相当失败，笔者也并不看好IBM个人电脑部门在联想旗下的前景，更欣赏的是华为、中兴等公司坚持依靠自有品牌和自主技术开发的国际化经营道路。在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方面，最费力的自主开发道路才是最有效的道路，我们的企业经理层需要遏制置身国际商界聚光灯下的冲动。

　　应对跨国经营的商业性风险

　　企业开展对外投资需要应对众多商业性风险，其中汇率风险可能是目前最大的商业性风险了。

　　尽管短期内，我们不太可能再次看到人民币汇率水平调整，但在长期内，人民币对美元与其他国际货币的汇率仍将继续显著提升。汇率水平提升一方面增强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实力，有利于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但同时也使我国海外投资企业面临货币错配风险，即以外币计价的海外子公司资产存量在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内母公司账户上缩水。

　　面对这一风险，我们需要做的是增加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融资，从而缩小货币错配风险。

　　防止管理层失职

　　在海外投资中，管理层失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好大喜功，用股东的钱营造自己的“王国”，沉溺于置身国际商界聚光灯下、跻身美欧发达国家主流企业家俱乐部的“享受”,而不能对跨国经营的收益和风险做出正确的评估。典型如中航油的陈久霖。

　　其二，是某些管理层可能将海外投资视为侵吞企业资产的良机，当年武汉于志安事件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今后这类案件还会层出不穷。对此，我们必须改进企业内部风险管理，立纲陈纪，任何“成功”的经理人都不得凌驾于企业规章制度之上，这不仅是为了保护国家和企业资产不受侵蚀，也是为了保护经理人本人。

　　妥善应对政治性风险

　　海外投资中的政治性风险(又称“非商业性风险”)，本质上是“与东道国政治、社会、法律有关的、人为的、投资者无法控制的风险”。

　　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政治性风险有着不同的特点。近年来，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面临的政治性风险的发展呈现以下特点：即传统战争风险转向和平环境中的政治暴力风险；公开、直接的征收风险总体降低，蚕食式征用风险日益突出;汇兑限制风险(转移风险)总体大幅度降低，但部分金融危机高发国转移风险仍然较高；违约风险集中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国家延迟支付(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不可忽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更高；禁止进口风险日益与技术性贸易壁垒相结合。与此同时，第三国干预风险等新型政治性风险也日益崭露头角。

　　目前，除了参与国际调解与仲裁之外，我国已经建立了包括政府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多边投资保护机制、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与海外投资保证三个组成部分的跨国经营政治性风险应对体系，对保护我国企业和国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按照满足我国企业和海外华商实际需求、应对政治性风险发展趋势两项标准衡量，我国现行跨国经营政治性风险应对体系，仍存在多项缺陷。对此，我国应奉行以下三项基本原则：

　　——与我国外交总体战略协调一致，在初级产品开发领域就是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尊重东道国对本国领土之内的一切资源和经济活动的完全的永久主权；

　　——事前安排为主，事后措施为辅，即最重要的是通过事前的主动安排降低遭遇政治性风险的概率，其次才是在遭遇政治性风险之后通过补偿、索赔之类被动的事后措施来化解；

　　——以企业自救措施为主，政府保证机制为辅，即有节制扩大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工具覆盖面，但不能用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覆盖全部政治性风险，因为这样既超出了国力的承担能力，又有激励企业的道德风险之虞。

　　根据以上原则，完善跨国经营政治性风险应对机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采取正确的跨国经营策略，从源头上降低政治性风险的发生概率;加快组织海外华人商会，借助集体力量增强海外华商抵御政治性风险的能力;扩大与贸易伙伴国的交流，改善华商在海外的环境;完善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机制;建立区域投资保护机制;完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工具；应对东道国中央、地方政府和公众人士的道德风险。

　　中国海外投资特点

　　某种意义上，中国在世界直接投资流动中仍然是一个极其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因为按照《200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的计算，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仅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0.45%、存量的0.48%。

　　但应当说明，上述官方统计数据大大低估了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真实规模。在各种各样的动机驱动下，许多赴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并未通过官方规定的程序登记，而是通过变相方式外流，以至于世界银行早在1995年就认定中国大陆已是世界第八大对外投资国、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对外投资母国。中国资本外逃问题之严重，在国际经济界也是众所周知。

　　纵览迄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绝大多数出自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个计划单列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境外均设有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但广东、上海、北京、山东、

福建等东部沿海省市对外直接投资额遥遥领先，往往是西部省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数十倍之多。

　　其次，从境内投资主体来看，国有企业仍然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

　　截至2003年末，在全部境内投资主体中，比例最高的依次是国有企业(43%)、有限责任公司(22%)和股份有限公司(11%)，私营企业占10%，渐露头角。(见图一)

　　第三，从境外企业地域分布来看，截至2003年末，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39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总数的60%，其中亚洲地区覆盖率最高，80%以上的国家中有中国境外企业，而且境外企业集中度相当高，大量集中在香港特区、美国等地，对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的投资也在急剧增长，以至于在拉丁美洲，中国直接投资存量竟然超过了经济更发达、市场容量大得多的北美洲(参见表一、表二)。

　　第四，从产业分布看，境外中资企业行业分布相当广泛，重点又非常突出。截至2003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及

零售业、采矿业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