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改：向左转向右转

　　等了很久，终于有来自高层的声音吐出一句实话：目前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出现的商业化、市场化倾向，是完全错误的。

　　今天，我们评价任何一项改革的成功与否，都不能脱离导致这一改革发生的社会背景。那么此前，中国医改的“狂飙突进”是建立在什么背景之下的呢？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国最早的一批不安定分子开始辞职、下海、“拒绝组织安排”，成为没有单位的“寡人”。这批人中的大多数，其实是被当时的体制挤压出来的。所以，当这些人挥一挥手，作别办公桌上的那一杯清茶时，除了决绝与豪情，还有萧瑟与后怕。怕什么？怕生病，怕二三十年后自己年老体衰无钱进医院。

　　青春作赌，这一天，来得比想象的快。

　　二十年后，那一批人中的一部分成了老板、富豪、金边白领——从此被媒体称为意见领袖、社会精英。但更多的人没有这么幸运，在经历了人生的几次“滑铁卢”之后，他们的奋斗领域逐渐转入地下通道，在酷热盛夏的城市阴影中，他们开始与那些把小鸡小兔的绒毛染成搞怪颜色的乡下幺妹为伍，灰头土脸，印堂发暗，时刻准备着——只要一见穿工商制服的人出现，就像踩到弹簧一样跳起来，拔腿开跑。

　　随着这帮“奔四”、“奔五”的兄弟姐妹们的社会身份被逐渐“边缘化”，他们身上那些曾经负载了他们全部人生勇气的“七零八碎”也开始了崩解衰老的过程。如今，他们看医生的眼神儿就像他们从前听江湖骗子说起某人手头存有20万锭棉纱或者100吨盘元钢时的眼神——偏偏在这时候，他们发现，进医院对他们已经变成了一种不合时宜的奢侈。

　　还有更多的人在涌入这支大军。他们是尚未成为社会精英的个体创业者，是野心勃勃的助理律师和老大不小的流浪记者，是破产国企的下岗厂长和工人……总而言之，是我们这个渐渐呈现金字塔结构的社会中，支撑着塔尖上站立的那一小群“意见领袖”的塔身和塔基。

　　短短二十来年，中国有数千万之巨的城市人口从原先“生死相依”的单位中“分流”，成为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边缘人”。我们应如何对待如此庞大的一个社会群体？中国医改的方向，不但体现着国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态度，而且在从某种角度上，提出了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列车，是否应该从那些被它的高速所抛下的人们身上碾过？

　　从本世纪初开始，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便陷入了一场“模式之争”——其一为“美国模式”，即市场主导型：公立和私立医院在市场上平等竞逐，政府只为穷人与老人的医疗埋单；其二为“非美国模式”，即政府主导型——公立医院由政府投入，平民看病免费；富人需要高品质的服务，请到私立医院去。

　　两种模式的“底线”其实是一致的：由政府为弱者的看病买单。

　　守住这一道“底线”，为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贫富鸿沟“舒压”、“减震”，由政府来承担为避免社会冲突加剧所必须支付的经济成本，早已成为现代社会执政者的共识。

　　在这一共识中，还体现着一个政治常识：政府是社会的组织者，而非经济的操盘手；是社会权益的守护者、协调者，而非经济列车的发动机。在一个转型期的社会中，政府最不能撒手的头等大事就是——保证社会有机体不致因财富分配差距的拉开而裂变。

　　我们说市场是公平的，指的是在同一游戏规则下市场风险与机会的公平。市场经济的规律是“赢家通吃”，但政府必须保障这个社会其他公民的权益——生存权、话语权、受教育权……以及在困顿中要求获得社会救济的权利等等不会被赢家所“通吃”，使他们不致成为“被国家抛弃的输家”。

　　然而最让人难以理解的就在这里——正当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开、社会矛盾益显的时候，有关决策者却草率地加快了医改市场化的步伐。在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推动下，一些本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卫生资源，被我们以“反市场”手段“改革”成了主要替中高收入人群提供服务的“市场主体”；为了减少财政负担，国家全额投资的公立医院转眼就变成了自谋利益的企业——连产权移交的程序都免了！

　　在计划经济时代，公立医院是提供医疗服务的甲方，而企事业单位职工医疗保障体系是买单的乙方。但在医改推进的实践中，那些为了中国经济的转型、为了中国财富阶层的崛起而作出了第一次牺牲的人们，却被理所当然地要求作出第二次牺牲——为自己失去保障的健康买单！

　　这便是“主流经济学家”们所陷入的学术误区：在公立医院确定其产权归属或者赎买程序之前，在国家认定谁该为那些已为中国经济转型作出了最大牺牲的人群的医疗保障买单之前，任何急功近利的市场化改革，都是对市场经济公平交易原则的辛辣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