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电力为何总在饥荒和过剩间挣扎

　　见习记者 王栗涛

　　虽然台风“麦莎”已经离去，但闷热的天气仍让人们无法忍受，空调还是人们降温的最好选择。住在北京右安门的马大爷却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空调太费电，国家正缺电，总警报，能少用咱就少用一点。”

　　一方面是电力紧缺，但另一方面电力过剩正成为业内人士一种普遍的担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从大的情况看，由电力短缺转向电力过剩，可能就是近一两年的事情。”他认为，估计会在2006年的下半年，或是在2007年就会出现电力过剩的情况。

　　电荒有转向过剩的趋势

　　今年6月，拉闸限电的省份增至18个，缺电的情况几乎涵盖全国。但冯飞认为，从近一两年情况来看，缺电的情况是在逐年缩小，电力短缺的问题在逐步得到缓解。

　　社科院研究员张卓元认为，我们现在发电能力是4.4亿千瓦，现在在建的是2.8亿千瓦，准备建的是1.3亿千瓦，加起来达4.1亿千瓦。在未来的四五年时间里，中国电力总装机容量将达8.5亿千瓦。“这个建设规模也太大了。”

　　“我们应该更多地从市场化改革的角度来看待和解决电荒或电力过剩问题，对将来电力过剩不必太过担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石耀东博士认为，一个健全的、竞争性的市场不会永远出现供不应求的问题，市场需求是由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等一系列内在因素决定的，当缺口比较大时，投资增长就比较快，但达到总量大致平衡后，价格信号会引导供求矛盾逐渐“减缓”，将来可能会步入一个平缓时期。

　　电力“怪圈”是旧体制的遗留产物

　　周期性地出现电力短缺和过剩的情况在我国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怪圈，是旧体制的遗留产物。”冯飞说，这实际上反映了我国电力发展运行机制的不健全，它不是一种基于市场稳定的发展机制，总是出现一些问题使得周期性电荒不能彻底解决。政府对整个电力行业干预过多，计划经济的色彩过重，使本来应该由市场去作电力供求关系的判断，却被政府所控制。政府制定的计划往往是基于对未来5年、10年或15年电力需求的“预测”，再根据这种“预测”来制定未来电力发展的规划，这种规划是“有偏差的判断”。这在前几年可能还不明显，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结构变化会导致政府决策的不准确性。于是矛盾就很突出地显现，多次的电荒与电力过剩实际上是电力建设和运营无法适应市场化要求的表现。

　　石耀东说，过去电力建设是国家在投资，国家电网公司一家在控制这个行业。在旧体制下，国家直接决定企业生产。在供求关系上国家起着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在缺电时，政府往往可能因为出现对整个形势的误判而给出错误信号后，企业一窝蜂地往电力建设上投资，导致随之而来的电力建设过剩。

　　“缺电是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的局部效应。”石耀东说，产业结构升级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是短期问题，国家采取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措施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把电力建设过热压制下来。但如果从长期看，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电力需求会长期存在，这种需求终归还是要通过市场来解决。从机制上来说，只有彻底打破计划经济的运行方式，彻底进行市场化的改革才能解决电力的这些问题。

　　电力改革不能再拖了

　　“电力体制改革不能再拖了，应该说是迫在眉睫。”冯飞说，大方向还是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整个电力发展机制要建立在基于市场之上，政府要少干预。但同时政府还需要提供相应的服务，比如对市场需求的预测，以及对整个行业投资状况的分析。这些信息对于企业很重要，因为市场机制本身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容易造成投资主体(企业)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做出不合理投资决策，造成电力的过剩或是短缺。如果不改变这种机制，下一次还会出现相同的缺电或过剩等情况。

　　是否加强电力投资应该让投资者自己去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石耀东提出，政府的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一是信息传递和引导，政府掌握的宏观信息通常比一个企业要全面，政府给投资者一个信息或者一个倾向性的意见，比如供求变化趋势，以及投资风险提示等。政府还可以利用利率等杠杆引导投资。二是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管，比如政府可以利用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来监管电力投资项目的环境问题和土地资源管理等问题。

　　冯飞认为，国家金融系统对于电力建设也存在着影响，整个电力工业存在间接融资多直接融资少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政策性的金融，都是在电力等行业上。实际上资本市场本身有一个发现好企业和好项目的功能，市场会让投资者有一个更加理性的判断，比如一个发电公司要上一个项目，项目要在资本市场上融资，资本市场就要分析投资回报率。

　　“根本还是要解决制度性问题，”冯飞认为，即使在目前存在电力短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一些地区搞试点。此外，一些相关的法律性的规章制度也要建立起来，比如说电价要逐渐合理，可以通过竞价的方式确定下来，也可以进行大用户直购电的试点等。

　　解决电荒问题还是需要政府完成职能上的转变，“如果职能不转变就可能走不出行政性周期的怪圈，结果很可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石耀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