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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些人，在做着这样的事，试图找到一个路径，影响到这些非商业规则中的决策者们，他们叫这个为“政府公关”。
赫然把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为中国公司不注重政府公关。政府公关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还等同于“拉关系”；如果这种拉关系和政府官员相关的话，则极可能和贿赂划等号。“在国外，政府公关意味着大项目。”这种公关存在的前提是公众舆论对决策的影
响，而公关人员可以通过技巧来左右这种影响。
曾经有家中国的制鞋企业因为价格被欧洲当地的鞋业联盟起诉，认为其有倾销的嫌疑。当时这家企业的老总认为除了走法律途径解决，别无选择。但幸好后来在某个交际场合碰到了一位公关界人士，称可以帮他找到欧盟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陈述情况。虽然将信将疑，但中国鞋企的这位老总还是决定死马当活马医。因为昂贵的诉讼费用是他想避免的。事情很快就解决了。
“在西方，那些退下来的政界要人，其很重要的出路就是开咨询公司或者公关公司，利用自己的人脉优势为企业提供服务。”赫然说，这在中国虽然是不可想像的，在西方却是惯例。“每个人都明码标价。”
中海油竞购尤尼科事件中，美国专家也指出，美国舆论的不断煽动可能会对尤尼科的董事有些影响，使他们觉得虽然雪佛龙的价钱稍微低了一点儿，但可能对美国更好。
中国企业走出去时，“最好聘请当地的中介组织”。比如在美国，议会中有各种声音的代表，情况非常复杂。中国企业很难搞清楚，更不用说去影响他们了。“另外，中国人也难以完全进入这个圈子。”赫然的理由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逻辑以及先行概念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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