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崔毅
政府的一纸禁令，使32家电厂热火朝天的建设戛然而止，并留下一连串疑问：为何不可妄动的土木当初可以大行其道？停建后一系列比“违规”更严重的问题将如何解决？“违规”之过到底由谁负全责？所有疑问的分量，并未因停建而变得轻松。
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发耳乡距最近的县城——水城，直线距离不足50公里，可汽车却要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颠簸近百公里才能到达目的地。与全国其他地方不同，交通成为制约发耳，乃至贵州经济的最主要瓶颈。由于发展的滞后，贵州GDP多年来名列全国倒数第一。
穷则思变，“西电东送”让贵州找到了久违的发展良机。在煤炭丰富而交通落后的黔西及黔西南地区，“与其投巨资于煤炭外运，不如兴建电厂，让煤从空中走”的观念，已成为当地政府与企业达成的共识。发耳电厂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诞生的。
然而，顺利出生的发耳电厂在成长过程中却遭遇变故：由于投资巨大，电力成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重点领域之一；同时，投资体制改革所形成的制度断层，又直接使电力建设的前期工作陷入两难。而在利益驱动与侥幸心理的共同作用下，投资者没有放慢投资步伐，无奈之下的政府部门只得重祭计划经济下惯用的“禁令大旗”。
或许，禁令本意在于“杀一儆百”，不过，正如投资者所言：禁令虽立竿见影，最终损失的还是国家。工程停工不仅直接导致投资方巨额投资无法收回，更让众多利益主体间接被“套”：银行贷款有去无回、工程款成为呆账。如再考虑地方经济因工程停建而遭受的“牵连”(尤其类似发耳这样的赤贫地区)，那么，“叫停”背后的现实意义实在值得商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