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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首席评论员 李巨微
关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分肥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种种弊端，近年国内学者不乏实证研究，媒体也不断予以揭露、抨击。最正式的结论来自国家审计署2004年审计报告———6月末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汇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存在评估拍卖环节管理不严、违规剥离和收购不良资产、违规低价处置不良资产、一些资产管理
公司财务管理混乱、违规挪用资产处置回收资金、对抵债资产管理不严等问题，涉及资金金额总计71549亿元人民币。据悉，此次国家审计署金融司打破原定2004年审计农业银行的时间安排，“提前”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的审计尚属抽查，发现“问题率”却高达被抽查金额的13%。
无论资产管理公司方面对审计报告如何作“淡化处理”，包括利用监管制度的空白与粗糙进行辩解，此次审计署现场审计证明，除挪用资产处置回收资金牟取小集团利益“老大难”问题外，在资产处置过程中，假评估、假拍卖，虚假操作、内外勾结鲸吞国有资产的“操作模式”真实存在。它并非反映为个别案例甚至局部现象，而是类似证券经营机构具备“化公为私”方便性一样，存在制度层面的根源。如果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演进到今天，风险已主要集中在可通过强化内部管理遏制的“操作风险”上，资产管理公司的风险至今仍停留在“内部人控制”风险与道德风险层次。简而言之，资产管理公司处于法人与自然人胡作非为被追究几率微小阶段。
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系系统工程，需要各部分相互配合、齐头并进。国有商业银行处于改革进程中，资产管理公司改革岂能一直滞后？仅就破除寻租腐败反面标志影响计，资产管理公司也亟待整治！
毋庸否认，1999年设立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带有浓郁计划色彩。最初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应处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与其说它们实行公司制，不如说是事业机构；即使对事业机构也有基本效率要求，但对资产管理公司却没有，只是要求它们奉行“回收最大化原则”。2003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回收率一路走低而管理费用不断高企事实曝光，曾引发广泛质疑，舆论普遍认为宜尽快结束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运作模式的“历史使命”。不可思议的是，与此同时出现了为资产管理公司“叫屈”说法，认为它们之所以短期行为盛行，是因为完成手中不良资产处置后出路不明，前途不确定所致。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一说法居然颇见成效。2003年12月8日我们曾撰文呼吁，要谨慎对待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中二次剥离的不良资产处置问题，结果，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继续源源不断地获得巨额不良资产配置。
一度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通过招标形式由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中“价高者得”，看似形成了寡头竞争格局。近期，几乎与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审计报告同时，工行举行不良资产招标会，7000亿元不良资产被瓜分顺序为哪家？哪家资产管理公司“库存”少？哪家到手多？此前，财政部、央行、银监会一再劝诫四家公司考虑利润导向，不盲目出高价，但还仍未能防止谁最“缺货”谁出价最高状况出现———不顾后果先占有资源再说，这样的行为能称真正的商业行为吗？此外，依据四家公司与四大行原有“亲缘关系”，近年内非招标“委托处置”络绎不绝，也证明至今国内不良资产处置连寡头竞争都无从谈起。
姑且承认1999年设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属一时选择。不难发现，从保护国有资产这一根本目的出发，一段时间以来，打破四大公司分肥格局的条件已经具备。市场化路径———首先严格遵循“三公原则”建立不良资产招标机制，以此促进市场主体多元化，进而利用市场力量形成不良资产价值发现机制，将能够最有效实现国有资产利益，益处显而易见、不容置疑。
破除不良资产处置既得利益格局，如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不能进化为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自然没有前途。如此，为它们拨付资本金的财政部、提供再贷款的央行或许账面上难堪，但其中总体利益得失，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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