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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企业亟须练成第三功法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7月31日 16:32 中国经营报

  作者:张翼 来源:中国经营报

  这些天来,奥克斯通讯市场总监李晓龙一直在一线城市游转,他有一种本能的预感,手机行业的新一轮价格战没准又要来了。李晓龙的预想建立在一个基本事实之上,因为汇率变动了、人民币升值了。

  一言以蔽之,人民币升值对各行业可谓损益自知。手机行业是当仁不让的“得益者”,众所周知,手机组件的一半以上依赖进口,伴随着人民币的窄幅升值,客观上拉低了手机制造的成本。李晓龙信誓旦旦,“奥克斯手机的价格战将一打到底。”

  与李晓龙冲动感十足的激情洋溢相异,更多的制造型企业心存忐忑,小心翼翼地将汇率风险排列为企业经营的潜在风险之重。

  新汇率机制下企业趋利避险进行时

  当下,几乎所有的分析结论都断言:人民币升值后,附加值低、降价空间小的纺织服装业受的影响将比较明显。

  拨通电话互道寒暄,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杉杉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郑永刚依然“悠闲”,郑奉行“无为而治”。谈及人民币升值的“新闻”,郑永刚言称:“人民币升值是双刃剑,利弊得失自己最清楚。对杉杉没有影响,我们接的外贸生意加班加点都干不完。杉杉的主要精力是做国内市场,且定位中高端,所以消极影响不大。”作为专业的服装制造企业,杉杉的外销权重在35%左右,但很令人遗憾,全部是OEM(为人贴牌),没有一宗自有品牌出口。

  一般来说,人民币升值直接影响出口,理论上会造成一定量客户流失,这对与杉杉同类别的服装制造企业来说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难题,虽然目前客户流失的迹象还不太突出,但估计1个多月后会很显性。

  不过,这时候的郑永刚已经在尝试“向客户转嫁成本”了,他的做法其实挺简单,即在谈判接单时硬性要求外商承担人民币升值1%的压力,另一半由杉杉承担,通过这种方式转嫁消化部分成本。“受人民币升值冲击最大的是那些规模小、档次低,单纯依靠低廉劳力的服装加工企业。我的建议是,积极开发新产品,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避开低层次上的无谓竞争。”郑永刚一相情愿地期望人民币升值真正成为“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的诱因”。

  和郑永刚一样,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变换手段以趋利避险。奥克斯集团新闻发言人黄江伟向本报记者透露:“短期之内,我们加快了结算速度,尽量将汇率浮动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空调的压缩机等一些配件大都需要进口,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我们特意加大空调原材料的进口力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竞争力。”

  格兰仕空调采取的应对措施主要有两项,其一,在争取客户情感认同的前提下适当提价;其二,金融工具的运用,即买断银行远期信用证和采用“远期套汇”的办法来“固定汇率”,以图减少出口损失。应该说,远期外汇买卖是国际上通行的规避汇率风险、锁定外汇成本的方法。通过远期外汇买卖业务,出口企业可事先将外汇成本锁定远期,从而达到保值目的,使企业心无旁骛搞好本业经营。来自一家商业银行的统计印证了格兰仕行为的普遍性,2004年10月至今,远期结售汇量比前6个月激增了3~4倍。

  虎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首席分析师张寅谈了自己的观点,“长远来看,汇率变动加大了出口生意的不确定性,而汇率变动前景的不明朗无疑增加了企业的未知风险。”突如其来的汇率变动,让长期生活在“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潜意识中的制造企业得以正视企业经营中的汇率风险。

  张寅的话道出了制造企业的隐忧。

  出口型企业应及时聘请理财顾问

  商务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宇宁愿将人民币升值2%看做“象征意义重大”。也正是因为2%的幅度,一些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企业对此次人民币升值的反应多少显得不够敏感,应对举措乏善可陈。安邦集团首席分析师陈功善意地提醒企业注意,“此次人民币升值是汇率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要应对的不是一次2%的升值,而是已经成为事实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毕竟,固定汇率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未来,更加关注汇率波动与风险之外,在财务审核、运营管理、价格设定等诸多方面,企业都要适当做出调整性安排。”

  由于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在8.277水平上停留了10年,这使得中国的出口产品价格一直处于低位。10多年来,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一大批依赖于出口的制造业中小企业。这类企业的产值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已是举足轻重,而此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提高,必然会对出口形成一定影响。易观国际研究总监杨青峰分析指出:“现实情况看,人民币小幅升值对出口制造业带来的影响要远大于金融市场,因此,中国的出口型企业尤其是家族式的中小型企业应该及时聘请理财顾问,必要时可考虑缩减实业投资规模,扩大金融投资比例,以使资产保值增值。应该看到,成熟的企业都是理财好手。”

  陈功认为,“中国企业必须增强避险意识,坦然面对汇率变化对贸易收支所产生的不确定风险。人民币升值对国内企业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因为任何一个机遇都蕴涵着某种风险。”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诸多知名大公司如波音、通用汽车、思科系统均设立了首席风险官一职,以风险管控为己任。

  虽然并非每个企业都是炒汇高手,但还是有简便易行的避险方法。比如,很多公司为了降低金融风险,通常采取的做法是,本地货币购买本地商品。汇率被认为是联系国内、国际市场的“纽带”。新汇率机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所有外贸型企业不可能熟视无睹。以往,中国制造企业格外在乎的是成本控制、品牌行销,今天有人形象地将金融理财的力量比作企业深层发展的第三种力量。因为,对中国制造企业而言,不断发现、利用金融的杠杆力量,娴熟掌握、运用金融衍生工具,以应付愈益市场化的汇率机制无疑仍属全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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