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猪拷问食品安全

　　□本报记者 郭威

　　截至7月28日，152人感染，31人死亡。四川猪的麻烦惹大了。比在它之前的苏丹红、孔雀石绿、早产奶引起了更大恐慌。

　　家住北京海淀区的张阿姨，每天早上都会到家门口的菜市场买菜，不过最近几天她没 敢买猪肉，“买奶粉，我不买雀巢；买牛奶，我不选光明；我也从不去肯德基，可是我怎么知道这猪肉是不是四川来的？”

　　张的担心不无道理。川猪堪称“老大”，享有“川猪安天下”的盛誉，出栏生猪占全国的1/9，全球的1/20，远销国内二十多个省市和港澳地区,并出口到俄罗斯、朝鲜等地。

　　也正因为如此，担心的就不止是张一个人，广州、重庆、北京、兰州等地相继传来消息：严防四川病死猪流入境内。

　　脆弱的监管链条

　　川猪疫情发生后，各地政府争先恐后地做出姿态，“北京加强猪肉市场监管，销毁2294公斤变质猪肉”、“重庆端掉病死猪黑窝，查获病死猪肉1.5吨”等等，此类报道不断见诸报端。

　　监管部门对问题隐患心知肚明：一“严打”准有收获。

　　具讽刺意味的是，恰在此时，疫情爆发地四川资阳的检疫员潘定刚，却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仍然采取和平常一样的工作方式——在对村民贩运的生猪进行检疫时，违反操作程序，把自己应承担的给免疫生猪佩戴耳标的职责交给了畜主进行，自己则坐到驾驶室里开具相关票据。

　　顶风“犯案”，自讨苦吃。最新消息，当地畜牧局已取消了潘的动物检疫员资格。

　　但从潘当时从容得近乎麻木的态度来看，他的行为在当地绝非仅此一例。此间媒体报道，目前，四川仍有不知情的群众在随意处置病死生猪。

　　而资阳、内江一带长期存在的一个非法宰杀病死猪、买卖病死猪的链条，此时也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却早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暴利的诱惑

　　据当地养猪户透露，每当有猪病死，就会有猪贩子上门收购，一般一头死猪的收购价格是50元左右。而猪贩子宰杀后再以2-3元/500克的价格卖到农贸市场。2004年，我国猪肉平均的零售价格为6.88元/500克。

　　高额利润必然导致铤而走险。

　　按照《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国家对生猪实行定点屠宰、集中检疫、统一纳税、分散经营的制度。违反者予以取缔，“并没收非法屠宰的生猪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3倍以下的罚款”。

　　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下的处理办法，如果造成了危及生命的严重后果，则另当别论。《刑法》对因食品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的量刑，最高可判无期。

　　但违法者还是有心存侥幸的理由：毕竟吃一点苏丹红、早产奶还不至于闹出人命，而某些资阳人吃了那么多年死猪肉，也是第一次爆发大规模疫情。

　　一面是高额利润，一面是不疼不痒的以罚代管。孰重孰轻，谋利者自有衡量。

　　安全链条谁来掌握

　　“一般来讲消费者无法辨别病猪肉，只能看肉标上有没有检疫的标志。”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安全技术中心胡小松教授告诉记者，“但是这个章随便拿着萝卜一刻就出来了。”

　　根据四川方面的解释，此次引发灾变的属散养猪的农户，这些在自家院里养猪的农户，猪圈的通风、卫生等条件远远不如上规模的养猪场，所以容易让猪得病。

　　但这些猪最终还是会流入市场。

　　如果说食品安全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从四川养猪环境这个源头开始，似乎就可以窥见到整个体系的脆弱。

　　死鸡每只0.1元，死猪每头50元，病猪每头100元……这样的交易，在很多地方——尤其农村地区大量存在。

　　2000年，甚至有人在广州组织了由数百人参加的“全国死货交易经验交流会”。会上，竟然还有人上台做交流发言。他们的经验：有人靠卖死猪死狗死鸡赚了上千万。

　　近期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自苏丹红、早产奶到孔雀石绿，却多在事后才被民众所知，甚至是，直到严重的后果产生以后，才有“相关部门”介入。

　　“亡羊补牢”不算晚，若是“亡”了人再去补窟窿，代价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