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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可再生能源法》和《循环经济法》
李俊峰对记者表示，《京都议定书》预示着全球环境容量变成了一种有价值的资源，环境资源的划分将被量化，未来中国必须通过贸易手段来获得这一经济资源。这就要求目前
环境压力大、能源短缺但能源需求巨大的中国必须尽快加强和完善环境法制体系的建设。
李俊峰指出，《可再生能源法》通过立法鼓励可再生能源利用，它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规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扶持措施。
周勇认为，可再生能源立法应当由基本法与专项立法相结合，以全国人大立法和国务院行政法规为主、部门规章为辅、重视地方性立法。在内容结构上应该包括《可再生能源政策法》、《可再生能源行政管理法》、《可再生能源产业促进法》、《可再生能源科技促进法》和《可再生能源的其他配套法》。
李俊峰表示，目前，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已经包含了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内容，但还没有制定专门的《循环经济法》，这一法律也有望得到促进。
事实上，为了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丹麦、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积极制订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业内专家认为在循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表现为严重的法律滞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应当对相应的法律进行完善。首先，应当在《环境保护法》中，将循环经济作为一项原则予以规定，从而为生态环境单行法的制定提供法律依据。其次，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系统规定其立法目的、立法原则以及政府、企业、公民在实施循环经济时的具体权利和义务，以及违反法律规定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再次，以《循环经济促进法》为母法，进一步完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制定《废旧汽车回收条例》、《废旧家电回收条例》、《包装条例》等一系列子法，使循环经济法律形成一个体系。
制度变化促变能源行业结构
大唐电力集团一高层在接受《法人》采访时指出，《京都议定书》生效给我国带来了环境法律制度变化的压力，电力企业尤其是火电厂则首当其冲。
这位人士坦言，目前我国电力仍然以火电为主，火电存在粉尘、二氧化硫、氮和噪音等污染。尽管火电厂粉尘处理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脱硫设施落后，只有新上的发电机组才有脱硫设备，另外，中国电力企业基本没有脱氮设施，气体排放比较严重。该人士告诉记者，中国目前火力发电设备总装机容量3.3亿千瓦，火电企业产生的污染，已占中国污染总量的40%以上。新的法律很快将制定出新的限制排放量的标准，国家对粉尘、硫、氮等的排放控制将会越来越严格，火电厂的数目也将受到进一步限制。
有人初步估算，以2004年的排污收费标准衡量，电力行业的环保支出将超过30亿元。统计部门预测，今后，排污费将占煤电类上市公司净利润的2.5%～5%，因而水电机组的优势将逐渐显现。
和火电一样，中国钢铁企业也将受到京都议定书的重大影响。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专务理事黄金干在接受《法人》采访时承认，钢铁企业等高耗能工业部门肯定要受到相关压力，并将承担更多约束条件，其中那些工艺技术落后、装备不高尤其处在大城市的高耗能企业将承担更大压力，将不得不尽快进行结构调整和技术更新。
李俊峰还对记者表示，《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及相关法律的完善，将为我国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产业的拓展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就在不久前召开的“《京都议定书》生效与新能源产业基地发展机遇”座谈会上，不少业内专家指出，中国开展清洁发展机制还有4个潜在的国际合作领域：
第一是工业企业的污染防治和循环经济领域。随着中国环境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特别是循环经济的发展，许多工业企业实施了以清洁生产为核心的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在企业间建立了资源共生链条；
第二是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置领域。中国每年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在1.4亿吨左右，并以每年5%～8％的速度增长。无论是卫生填埋还是综合利用，对其过程中产生的甲烷温室气体的利用，都是开展CDM合作中一个有价值的领域；
第三，我国已经大规模开展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温室气体的活动，具有开展CDM合作的巨大市场和良好支撑条件；
第四，中国是世界上生态建设范围和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植树造林、草原建设和管理等措施都会成为减排温室气体的优势，具有很大的清洁发展机制合作潜力。
无论如何，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尤其是第二阶段中国开始受到实际约束，有关环境和能源法律制度的重大变化，一方面会为企业带来新的商机甚至是催生新的行业，而在另一方面，则使现有的排污大户和重点污染行业大幅度增加环保设施的投资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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