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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决定中关村的未来
什么是阻碍中关村发展的根本？《经济》问中关村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戴卫，戴卫笑着指着天花板说：“这个问题中关村回答不了，要问上面。”
郭励弘说，“中央想中关村成为中国高新技术发展的楷模，但中关村的制度建设又不能依靠中关村。”这便是中关村首要矛盾所在。
这也就是说，中关村如果要想成为中国的硅谷，必须要上面给政策。
1999年，国务院对中关村批复是：大胆改革，敢于创新。北京市长王岐山认为，这里的创新是指制度的创新。
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为了发展IT，不仅兴建了新竹园区，而且在一些共性技术的研究上，我国台湾地区政府出钱发展。当技术进入产业化之后，台湾引进了大量的风险投资，譬如HMQ这样的基金，这在短期内使得台湾企业迅猛发展。这些企业发展起来后也开始学习HMQ们的经验，参与对其他企业的风险投资，我国台湾地区政府对这些弱小风险基金用抵消所得税的方式进行扶持，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当年投入了20%的营业额作为风险投资，那么只征收80%的企业所得税。这一举措，使得台湾地区的风险基金迅速崛起，甚至出现台湾地区本土的汉鼎基金吞并HMQ的事件，成为VC业内一段佳话。郭励弘认为，台湾地区的经验值得借鉴。
倪正东则提议，北京市政府通过人大立法来保障，从北京市的税收中拿出一部分资金成立专项基金来支持IT的发展。“政府可以用拨款的形式来支持高风险的基础研究，通过支持创投基金通过母基金或者配比投资的形式来放大国际创投在北京地区的投资额。”
有专家大胆提出，中央应该重新审视目前中关村的地位，应该设立一个更为强势且专一的管理架构，将中关村作为一个政策试验田。在此基础上使得中关村的管理扁平化，并将融资渠道专业化，退出机制市场化。
“海外上市并非不二法门，纳斯达克的容量有限，中国市场应该有自己的退出平台”，郭励弘认为，深圳的中小企业板实质是欺世盗名。
(详情请见《经济》杂志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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