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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瓶颈
尽管现在中关村领跑IC，好像又一次的站在了中国高新产业的船头，但五年以后、十年以后能否依然独领风骚呢？
这是一个曾在中国引起过广泛的讨论的话题——硅谷的模式能不能移植到中关村？这也是方兴东们对中关村强烈质疑的最坚固的参照体。方兴东认为，“在10年前或者更早，中关村的确有过硅谷的影子，但是这一切正在消失。”
被人类社会历史所不断证实的一个原理是：先进的制度产生先进的技术。中关村能否成为中国的硅谷，显然不是靠拥有多少高新技术企业决定的，更不是靠在某一段时期内技术领先决定的。
由于高科技企业是高风险、高投入的性质，一个完善的风险融资制度对中关村来说是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
为了中关村的发展，尽管北京市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2001年《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条例》的出台。IT界律师于国富评价说：其将为中关村及至整个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奠定法制基础，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高新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融资。
目前中关村的资金来源分为四部分：一是风险投资。二是依靠企业的私募和地下金融来完成；三是来自中央相关部委的专项资金，譬如火炬计划以及发改委高新技术产业司掌握的一些资金；四是北京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资金，这包括海淀区为代表的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中关村管委会通过诸如孵化器等各种途径，改善办公条件等非现金性的支持，还有北京市工业促进局的资金等等，大致就是这三方。
来自各级政府的资金支持，在科技公司幼年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当这些公司开始产业化之后，则需要风险投资的进入，直接推动产业发展。
但据倪正东说，就风险投资而言，深圳的VC行业公会，由创投机构的老总直接领导，它可以把深圳的VC联系到一起。北京也有VC协会，但都是由政府官员和研究机构来组织领导，不是民间自发的，其影响力不大。这些VC协会主要的工作是联合政府搞一些推荐会，让VC界的人去讲讲话，讲讲话就完了，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如清科这样与全国VC打交道最多的公司，跟北京的创投协会打交道的时间都很少。
而依靠企业的私募和地下金融是金融严重滞后的表现，郭励弘认为，造成这个局面的正是法律不健全，导致本土基金无法迅速成长，私募、地下金融则成了中国金融市场的一大特色。据统计，每年中国有7000亿元的投资依靠企业的私募。
各级地方政府机构都有资金注入，资金渠道的多样导致中关村企业相对分散，上地、中关村、朝阳区都有，这使得北京的投融资不方便引导，中关村的管理架构异常复杂。倪正东说，“如果有事，我们应该找科技部、商务部、北京市政府、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还是朝阳区政府？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管理体系，不像上海和深圳，市政府说了算。”汪潮涌认为，北京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所代表的三方的资金总量都差不多，均在五六千万元人民币左右，加起来每年有两千万美元左右，五年就有一亿美元。“这做成一个基金的形式来管理，可能起到的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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