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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规定每蒲式耳销售价格的0.5%要上交给美国大豆基金会，作为强制性缴款，每年征缴的基金超过8000万美元。这些资金的用途选择，以帮助提高大豆种植的效率、可行性和盈利率等为目标。其中很多用途都是直接服务于国际客户的项目，为全球购买美国大豆的客户服务。所以，美国大豆种植农户为自身利益，也做了大量的投资。
如早在1982年，美国大豆协会就在北京成立了代表处，目前的工作人员已达19名。现
在又在上海开设了第二个代表处。各地分支机构和人员配备的费用来源，都来自美国大豆基金会的基金和农业部的资助。
某种意义说，美国大豆协会等作为行业代表，能够为争取和维护美国大豆种植者利益而不遗余力，除其令人钦佩和叹服的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外，还有其背后强大的财力支持，
对比之下，中国土畜商会所有费用仅限于会员会费，因此资金来源渠道少、数量更有限。在此有限的财力情况下，商会承担行业协会的服务职能都受限。现在，中国政府将开发大豆数据系统的职能确定给商会，但商会现有财力水平下能真正承担起来吗？即使在美国，该职能也是由享受政府财政预算的农业部承担的。
一个多方期待的、寄希望于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提供参考依据的、并借此发挥中国因素对国际市场影响力、从而“参与”国际定价权的中国“数据牌”，会否因“仅供内部参考”而丧失其国际贸易舞台上的身影？
其实，美国农业部的数据之所以能“左右”国际市场，首先是因为其免费向全球公开发布。如果“中国数字”因为费用问题而自我限制，无疑于是中国对自身国际影响力的“自杀”行为。激情满怀要参与国际定价权的宏大志向，又从何谈起？
资料：
“大豆危机”事件回放
2003年8月，美国农业部以天气影响为由，对大豆月度供需报告作出重大调整，将大豆库存数据调整到20多年来的低点。于是，CBOT大豆价格从2003年8月时的最低点约540美分，一路上涨到2004年4月初的约1060美分，创下近30年来新高。这种涨幅相当于中国境内价格从每吨2300元人民币涨至4400元。
中国压榨企业在恐慌心理支配下，纷纷加大采购力度。2004年初，在美国“抢购”了800多万吨大豆，折合平均价格在人民币4300元/吨的高价。
但随后，2004年4月开始，国际大豆价格快速回落，跌幅近50%。国内大豆加工由原先的赢利变为全行业亏损。
面对如此价差，国内部分加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无奈采取了违约行为，放弃原先在高价位签订的采购合同和定金。即所谓的“洗船”事件。
对此，美方采取的措施包括：一些大的国际大豆供应商起诉中国进口商毁约，索赔金额估计高达60亿元左右；国际粮商联合抵制中国民营企业，除一部分他们参股的中国企业外，对其他中国进口商不再报价；这些供应商联合修改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合同文本，修改后的合同条款对中国进口商更为不利。目前为止，纠纷依然未果。
资料链接
美国大豆协会：是非营利性的、自愿的农民会员组织，致力于加强大豆作为其赖以为生的农作物地位。协会的主要目标是保证食品和饲料加工者对大豆的源源不断的需求，并鼓励开发和推广基于大豆生产出来的产品，同时还向全球推广美国大豆和大豆产品的使用。在美国国内，协会更致力于改善植物遗传物质的研究、资助试验工作等。协会定期向会员提供大豆国际市场的最新进展，也公开向全球公布大豆市场有关数据。美国大豆协会在中国已经20多年。
中国大豆进口最新数字：2004年中国大豆的进口量预计超过2000万吨，贸易总额约50亿美元，大豆已成为中国进口量最大的农产品。美国是目前对华最大的大豆出口国，占中国大豆进口总量的50%；与此同时，在过去的六年中，中国也已成为美国大豆的最大出口市场，2004年中国大豆进口量占美国总产量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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