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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协调机制
广播系统由模拟向数字过渡，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工程。目前我国数字电视的发展明显落后于预期，虽然不能说地面标准迟迟不能出台是其中惟一的原因，但至少也已成为产业瓶
颈之一。
实际上，正如孙军指出的，中国在数字电视技术上的研发中也算是“深谋远虑、高瞻远瞩”。1980年代后期，在日本刚刚开始进入下一代高清晰电视的研究时，中国即紧跟其后，1989年即启动“高清晰电视软科学研究”，并制定了“两步走”的产业化规划：第一步，在两年内认真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建立一套高清晰度电视功能样机系统；第二步，进行高清晰度电视的试播，尽快建立相关的产业基础。在前两步基本实现后，有关部门又提出第三步规划：密切关注研究开发势态，以便及时确定我国高清晰度电视的制式，也就是标准。
1999年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功能样机试播完成之后，很快进入标准的制定阶段。但这最后一步却一波三折(详见本刊2003年12月1日封面故事《谁在拖数字电视的后腿》)，也造成中国一批对此投入巨资研发的消费电子企业陷入被动(见本刊2004年8月5日封面故事《数字电视的龟兔赛跑》)。
2004年11月5日，本刊还刊载了一篇名为《中国技术标准能否重塑您所在行业的面貌》的分析报告，国际著名咨询公司德勤在文中分析道，中国的政府部门和公司正在努力尝试打破发达国家对技术标准的限制，打造新的技术标准以获得经济优势，以此降低中国对国外公司的信赖程度，培植自己的科技产业。文中指出：“标准的制定中，中国并非只与国外的政府和部门进行竞争，中国也在跟自己竞争。市场上的各股力量都力求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施以更大的影响。”
在数字电视标准制定中，这种角力更为明显。凡是标准，都会对各方妥协，但数字电视地面标准的问题在于，单载波和多载波是两条不同的技术路线，技术上的无法妥协表现在了标准上。
而外界似乎还没有看到政府有明确的机制来协调这种角力过程。一位参与者对记者说：“联合工作组的主要问题是，既没有产业参与，也没有国家主管部门的介入，只是各家研发单位在数不清的会议中争吵， 而且过程又是黑箱操作，任何不合理现象都不可能透露出来。”
在国外，这个难题可以交给市场。1993年初，美国三家企业联合多家研究机构提出了4种不同的标准，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专家们无法取舍时，考虑到尽快启动市场这个各方的共同利益，这几个标准很快联合在一起，在当年5月自动组成了大联盟标准。
中国如何形成自己的标准制定协调机制呢？很显然，中国的问题注定无法完全交给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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