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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导向型投资转移东南亚
越南目前正强化引资政策，简化行政审批，重新评估政策，使外企在电力、交通方面享受与内企同等价格，以降低外企生产成本。这些措施将对某些对生产成本要求较高的产业构成投资转移的吸引力。
李左东认为，汽车可能会是一个投资转移的行业。事实已证明中国汽车市场前景并非人们想像的那么广阔，“它已经进入了平稳发展期。”德国大众等汽车巨头削减在华投资为这个观点做了最好注脚。而软件方面的外国投资可能会转向印度。
中国沿海地区的商务成本已高于东南亚、南亚，但国际投资方向并不完全由成本决定。如果撇开劳力和商务成本，只有东南亚工人的技术高于中国，才会引起外国投资的大规模流动。“税率并轨之后，那些出口导向型的外国投资企业可能会转移到东南亚。”张纪康说，这类企业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为主，对成本的要求较高。
中国的产业呈梯状分布，沿海地区的价值创造模式已经由原来的成本模式转向效率模式。张纪康对《全球财经观察》表示，税率并轨之后对内地的影响会比较大。
从这个角度讲，需要与印尼、泰国等国家争夺外国直接投资的是中国的内地，它们处在同等的生产力水平上。
“与其把东南亚当作竞争对手，中国更应该注意南美、东欧。”1996乣2000的4年中，注入拉美的资金相当于过去10年进入中国的FDI。张纪康教授认为，因为传统上中国与东南亚有过竞争，中国也习惯把竞争的目光放在东南亚身上。从1991年始，流入亚太的FDI数量在下降，但中国的绝对数量并没有减少。
中国要注重产业转型
“国内资金压力并不大。”李左东教授指出，中国有大笔的银行储蓄存款没有项目投资，“浙江、温州那边的民间资本现在是无处可去。”所以中央对于直接表现为资金的外国直接投资并不特别感兴趣。两种税制合并之后，可能会对地方政府有所影响。
“我们缺的是技术。”李左东教授表示，“中国要想更有竞争力，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产业档次，沿海地区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变为产业装备型。”中国的劳力已没有了决定性的竞争优势，所以必须鼓励技术进来，以提高中国企业本身的研发能力。
进入中国的外资现在有很大一部分是非直接的，也即并不表现在FDI增长率的提高，“以后这个数字肯定是要下降的。”张纪康教授认为，像外包这种不直接带来资金的投资，可以使中国的制造业、服务业更好地加入到全球性的生产链中去。
中国行业的FDI增长比例高低“取决于国家政策的导向”，张纪康说，高科技企业以及以高科技装备的企业是高增长行业。由于国民经济结构的开放，FDI可能会以较快的增长率进入到电力等附加值较高的出口型行业中去。
张纪康的观点是，中国要引入链式投资的外资，“就是不仅工厂进来，上游也要进来，研发、设计、销售都要进来。”他认为，如果这些跨国投资在中国建立了他们的区域中心、销售中心，“除了能带动本地区的企业、物流等的发展”外，即使税收等政策有所改变，也不会导致全线撤出。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据《全球财经观察》证实，在参与“联名上书”要求设置所得税并轨过渡期的54家跨国公司中，还没有一家公司表示要退出。这些公司在中国已有了十多年的投资基础，抛弃中国再选择其他地区进行投资就变得很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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