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厉以宁

　　一方面，中国希望从美国那里得到所需要的商品；另一方面，中国仍是一个需要外国投资的国家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张超

　　国际金融危机后，中美经济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借助于一系列政策扶持和内在优势，当发达国家经济仍在努力挣扎时，中国经济率先站稳企好，中美经济似乎存在一点温差。

　　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

　　美国经济是否还处于低谷？如何实现中美之间的贸易再平衡？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合作的热点在哪里？就这些问题，《财经国家周刊》专访了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厉以宁教授。

　　《财经国家周刊》：从近期一系列经济数据来看，美国经济似乎还停留在底部区间，就业问题也不理想，在从危机到复苏的过程中，美国经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厉以宁：经济增长的周期跟就业的周期是不对称的，经济滑坡在前，上升也在前，就业问题滑坡虽然晚一点，但是上升是更晚的。美国从经济角度看，是起来了，但是它的就业问题一直很严重，最近才稍稍有点好转，这是第一点。

　　第二，美国的金融领域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出什么问题，这是很难预料的。比如说最初的危机是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公司)危机，后来是雷曼银行，现在又出了高盛事件，每次这种事件出来对它都是有影响的，影响的是人们的信心。

　　第三，美国跟西欧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希腊危机出来后对美国经济也有影响，希腊的影响可能还小一点，但下一个(发生危机的国家)是谁呢？下一个国家出问题后同样会拖累美国经济，直至影响美国的政策。

　　就业问题还很严重，信心因为金融监管方面出了问题而受影响，再加上国际因素的辐射，在这样一种形势下，美国经济虽然起来了，但是没有奥巴马原来所设想的那么快。

　　《财经国家周刊》：你觉得美国的这种经济现状还要持续多长时间？

　　厉以宁：现在因素是不能确定的。假定西欧经济进一步恶化的话，会影响到欧元的地位，再就是影响到美国的经济。所以现在还在观望之中。

　　《财经国家周刊》：在外界舆论看来，人民币汇率问题很可能成为本轮中美经济对话的一个焦点，你如何看待美方对人民币汇率的态度？

　　厉以宁：如果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是一种压力的状态，给中国施压的状态，那么中国是不会屈服的。

　　你说我操纵汇率，你的根据呢？我们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那就表明了我们并没有受政府的直接操纵，所以这个指责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国际上所用的购买力平价学说也好，或者均衡汇率理论也好，实际上这些都不能够说明中国的汇率是在操纵之下的。

　　人民币有来自国内的升值压力，我们要考虑这一点。国内压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会引起国际热钱流入中国，于是资产市场就被人们所注意，而资产价格的哄抬对中国经济是不利的。当人民币升值了，就没有升值预期了，没有升值预期，国际资金就不会大量再向中国流了，这就是说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害处大于人民币升值的害处。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人民币不是不可以升值的，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第一个考虑。

　　第二个考虑，人民币不升值的话，实际上对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利。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话，中国企业到国外去收购更容易。这是第二个压力，大家都呼吁要走出去。

　　第三个考虑，人民币升值会迫使企业加快自主创新、经济转型，就是说告诉企业，你想跟过去一样躺在人民币不升值的基础上，这个日子已经不多了，你赶快抓住这个时间来自主创新。

　　所以人民币升值不是没有可能的。

　　《财经国家周刊》：那么，现阶段是否要考虑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人民币升值会有怎样一个过程？

　　厉以宁：我们要考虑的是，人民币不升值会带来什么问题，升值又会带来什么问题，各自的弊端在何处？

　　(人民币)升值是两种升值，一种是大步升值，这是不可取的。大步升值或者说一步到位都是行不通的，你知道“位”在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楚“位”在什么地方。而且，人民币大步升值，国内准备是不够的，这样的话会给企业突然袭击，很多企业会被拖垮。

　　比较可取的是小步升值，小步升值怎么做呢？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管理的上下限放宽一点，这个还是由市场来定，摆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小步升值可能对中国更好。

　　如果认定小步升值可取，再与不升值比较，两害之间取其轻，然后就是时间节点的选择。具体(升值)时间的问题，还要综合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因素来定。

　　《财经国家周刊》：在2010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经济的再平衡是提前释放出的重点话题。有人觉得中国的高储蓄率是导致中美关系失衡的一个根源，你认同吗？要实现中美经济的再平衡，中美双方各自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

　　厉以宁：这是两方面的问题，不能只怪中国。

　　美国在高技术进口方面有限制，你在高技术进口方面放宽一点，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这个责任不在中方，在美方。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还在进行，储蓄率高能怪中国老百姓吗？(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跟美国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消费观念跟美国也不一样，所以说高储蓄率不能够作为一个理由，因为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

　　从经济失衡方面来看，美国人应该更多考虑把什么东西卖给中国人。中国急需的高技术产品你都限制出口，还怎么埋怨中国？你多卖一些现在被限制的高技术产品给我们的话，这个(经济失衡)问题马上就解决了。

　　《财经国家周刊》：在此轮国际金融危机结束后，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较危机之前会发生什么变化？中美之间合作的热点在哪里？

　　厉以宁：中美之间的经济要点最要紧的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中国希望能从美国那里得到中国所需要的一些产品，包括技术装备这样的产品，这个是今后可以合作的。

　　另一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外国投资的国家，投资中国的大门始终没有关闭，而且一直是敞开的。中国的投资环境是日益改善的，你要是看中中国潜在的国内市场来投资，那你就要符合中国的产业政策。

　　除这两方面以外，经济交流往往和人力资源的交流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双方应该交换更多的留学生，允许更多的专家互相聘任工作，这都是人才交流的重要方面，这个对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两国的经济合作，都是有好处的。

　　《财经国家周刊》：早有一些经济学者揣测中美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问题，在近期的《时代》周刊上，更是发出了“鹰可以拥抱熊猫吗”的设问。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厉以宁：只要符合互惠互利的原则，不一定非要熊猫和鹰拥抱在一起，那样只是漫画式的语言。

　　中国对外始终是友好的，从互惠友好形象来讲，拥抱也好，不拥抱也好，只要符合双方互惠的原则，符合双方友好的原则，这样就好。

　　另外，需要强调一点，那就是有战略眼光的美国政治家应该看到，跟中国保持互惠友好关系，对双方长远利益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