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肖畅

　　7月1日开始的奶粉企业价格反垄断调查，现在有了结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8月7日宣布，合生元等6家乳粉生产企业因违反《反垄断法》限制竞争行为共被罚约6.7亿元，成为我国反垄断史上开出的最大罚单。

　　发改委称，涉案企业价格垄断方式包括：对销售商进行合同约定、直接罚款、变相罚款、扣减返利、限制供货、停止供货等。这些方式表明，这些奶企不仅制定产品出厂价格，也控制了最低零售价。面对涉案企业，其他奶企，尤其是本土奶企，失去了价格竞争力。

　　三聚氰胺事件后，本土奶品的市场信心一蹶不振，“洋奶粉”占据了半壁江山。对“洋奶粉”有迷信也好，正确认识也罢，人们理应有消费选择的自由。但如果“洋奶粉”价格居高不下，甚至国外、国内出现了价差，很多人尽管仍然“迷恋”于“洋奶粉”，但其实是被动选择了高价。如果奶品市场能实现合理的价格竞争，消费者的权益就会得到保护。

　　涉案企业市场份额大，事实上具备商品价格控制的条件，属于《反垄断法》中罗列的情形。但这种垄断地位又有特殊性。综合考虑到本土奶企目前的现状，受损的市场信心，消费者因各种奶粉风波所积累起来的“偏见”，垄断成因以及反垄断之意义，面临的疑问不算少。处理这些外资奶企，今后的奶品市场是否真的能实现价格合理竞争？本土奶企一蹶不振的现状得不到改善怎么办？目前的竞争格局如何设法改变？价格反垄断调查和处理，应该以创造良好的奶品市场为出发点，这些问题无法回避。

　　长久以来，整个社会就垄断现象建立了一个深刻的图景，言及垄断可谓咬牙切齿。有的时候，垄断的意义大过了市场环境本身，垄断与市场经常被切割开来讨论。也就是说，有时反垄断可能只是针对了价格，或者针对了企业，但并没有深入到整个行业、整个市场，甚至有时反垄断只是孤立的、起于一时、草草收场的手段。很多反垄断体现为大案、要案，但较少体现一个行业与市场就此恢复了良性竞争。反垄断的目标选择与时机，往往也在激发人们对调查用意、出发点的猜测。惟其如此，我们对反垄断调查的目标、节奏、程序、手段同样需要反思。

　　今年以来，发改委相继查处了三星[微博]、茅台和五粮液等企业价格垄断，奶粉企业价格反垄断调查是今年的又一大案。今年的反垄断调查，又在近五年来显现一个较高的频率。有人说这是《反垄断法》出台五年来执法力度逐渐强化的体现，这种说法让人体会到欣慰。我们期待执法力度强化，剑指明确、态度端正、出发点真实的反垄断执法，希望有更多的出现。事实上，很多行业目前亟待反垄断执法介入，部分行业甚至积弊成习，问题丛生，垄断的事实与根源远比奶品行业更为深刻——这些行业是最需要体现反垄断执法强化的。

　　我们面临的垄断现象纷繁复杂，有些是市场自身的原因，有些是体制的原因。垄断的危害、成因也有不同，反垄断执法对应的任务、难度也有不同。以市场环境为出发点，反垄断执法的成果，也不仅仅体现为扳倒了几个企业。这就是说，我们期待的反垄断执法，它所针对的问题、对象，需要清晰，而非微妙的、令人想象的，甚至带着偶然性、琢磨不透的。从市场秩序着眼，反垄断面临的任务与期待，其实还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