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传

　　北京楼市国五条调控细则日前出台，争议最大的是规定自3月31日起禁止京籍单身人士购买二套房。

　　众所周知，住建部国五条出台之后，有两个地方最忙：一是各地房管局二手房交易大厅，二是各地民政局离婚登记处。作为普通公众，应对政策变化的办法，要么是赶在政策正式实施之前搭上末班车，要么就是想尽办法寻找规避政策的资源。相比富人手里用不完的避税资源以及专业的避税规划，普通公众只能借用离婚来获得本就不该限制的买房资格，来对付本就太高的首付和利率，此即所谓“政策性离婚”。可就这，也被有的专家斥责为“突破道德底线”，更被有的政协委员呼吁“必须严惩”。显然，北京的国五条实施细则，之所以特别规定“禁止京籍单身人士购买二套房”，针对的正是“政策性离婚”的群体。那些企图通过假离婚来获得买房资格的人，从此之后就此路不通了。事实上，类似为了房子而实施的“假结婚”此前并非没有发生过，甚至有中介专门推出了此类服务。如果说“政策性离婚”本身就是调控政策倒逼的结果，那么，如果政策再进一步倒逼人们“政策性结婚”，究竟是该指责道德滑坡，还是该反思政策是否合理？

　　婚姻是纯粹的个人隐私，结婚也好离婚也罢，都不需要向政府部门报告“动机”和“目的”。所以说，“政策性离婚”既是被政策倒逼的无奈，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权利。现在，地方政府做出“单身禁购二套房”的规定，无异于对所有离婚者都进行了“有罪推定”；为了使政策成立，甚至将那些从未结婚的单身男女也一并纳入了“惩罚”的范围。问题是，这公平吗？凭什么单身就没有权利购买二套房？地方政府这样随意规定的法律依据何在？这算不算一种歧视？

　　如果说普通家庭都可以有所谓“改善型需求”，难道单身就没有这样的权利吗？普通家庭购置二套房的那些理由，单身家庭哪一条不能适用？除非所有家庭都禁购二套房，否则单独对单身者做出这样的规定，就是一种公开的制度性歧视。政策制定者不能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就不顾一切地以某种身份去做歧视性区分，并且无视背后可能存在的制度性羞辱——如果“单身禁购二套房”的规定都可以推出，那么为了遏制“房多多”，为什么不能规定“官员禁购二套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