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打假的初衷无疑是好的，但良好的初衷并不必然导致良好的结果。如果行政执法不能严格遵守程序规则，如果执法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不能建立起良好的对话机制，市场管理就很难走出一打就死、一放就乱的陷阱。沈阳在打假问题上面临进退失据的局面，是值得当地政府做出深刻反思的。

　　据媒体报道，沈阳市近来出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萧条”景象，不仅多家服装城、商品城、电子城处于歇业状态，就连街边的各种小店铺也纷纷拉上了卷帘门。店铺大量停业，给市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也对沈阳市的正常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当地人解释说，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常现象，据说是因为商家担心被查出假冒伪劣商品而被处以重罚。针对网上传言四起、市民人心惶惶的局面，沈阳市委宣传部的官方微博于8月7日一早发布消息称，除有关部门的正常管理工作之外，该市“并未采取集中整治行动，更未采取高额罚款措施”，希望广大商户恢复正常营业。

　　商户集体停业，当然是源于恐慌，而恐慌的来源竟然是政府部门的打假专项行动。这样的因果关系，不能不说有几分悖谬。从常理来看，执法部门打假，目的为了保障正常的市场秩序，这对合法商家其实是有好处的，也理应得到商家的支持和拥护才对。但是这样的“常理”，在现实中却一再失效。今年春节期间，因当地警方打击假冒汽车配件，沈阳东北机动车配件市场内500户商家集体关门停业。今年7月，广东汕尾市开展打击制假售假等“三打”行动，也导致了大量商户“不明不白地暂停营业”。而沈阳市近期出现的“满城尽是卷帘门”现象，则是对政府执法的恐慌感的集中流露。

　　从心理动机而言，恐慌感之所以产生并迅速蔓延，主要原因在于有效信息匮乏。如果对照坊间传言和沈阳市的各类新闻报道，就会注意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当地政府的长期工作安排和临时信息发布并不一致。今年年初，沈阳市召开打假会议，要求“从现在开始到2013年全运会结束”，要向制假售假违法犯罪展开“新一轮凌厉攻势”。所谓“凌厉攻势”，毫无疑问就是短期、运动式的专项执法行动，这与“并未采取集中整治行动”的说法其实是相矛盾的。又比如，当地市场上贴出公安机关的告示，称“打假专项行动告一段落”，这又表明当地的确开展过“集中整治行动”。不仅“集中整治”是否存在是个疑问，就连集中整治的执法主体、主要内容和针对的对象是谁，同样扑朔迷离。由于权威信息的矛盾、断裂和零散化，有关沈阳市的打假行动开始出现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言，如卖牙签的商家被要求出示砍伐证、小店铺要查消防演练等，这些消息虽然无法查实或证伪，但事实上却营造出一种人人自危的气氛。店铺的大面积关门，实际上就是商家在这种异常气氛下的自保行为。

　　政府打假打出商家集体歇业，此种情形的一再出现，揭示出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即政府信用是确保良好市场秩序的前提和关键。在打假问题上，政府信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是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如果打假行动不是一贯性的，市场就会失去明确预期，制假售假行为就可能蔓延到多数商户。其次，运动式打假必须设定明确边界，在规则不明朗的市场上，每个商家都可能存在某种问题，如果打假出现扩大化的倾向，如果多个执法部门都竞相“搭车”罚款，则没有哪个商家能够幸免。此外，在打假过程中，政府必须以诚信的态度发布准确消息，既不能虚言恫吓、又不能朝令夕改，否则只会让商家无所适从。而比较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是，无论采取怎样“凌厉”的打假行动，政府都必须建立起平衡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都必须为商家明示救济渠道，否则打假就有沦为“黑打”的危险。

　　政府打假的初衷无疑是好的，从长远考虑，也只有以稳定的行政执法把假冒伪劣商品逐出市场，城市繁荣才可能持续下去。但也必须看到，良好的初衷并不必然导致良好的结果。如果行政执法不能严格遵守程序规则，如果执法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不能建立起良好的对话机制，市场管理就很难走出一打就死、一放就乱的陷阱。沈阳在打假问题上面临进退失据的局面，其实是很值得当地政府做出深刻反思的。(北京青年报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