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刘晓忠

　　今年以来，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的系列跨洋投资一直牵动着市场神经，这一被外界喻为“脱港入欧”的“撤资”风波，再度把李嘉诚推向风口浪尖。

　　当前正值中企旋起新一轮跨境并购潮，加之裹夹着内资外流、欧美资本回流，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膨胀的资产价格泡沫，及国内边际投资收益率下降等“可塑”元素，若把李嘉诚的举动放置在这个大背景下，其根源实属商人基于商业周期判断下的商业行为，硬要衍生出其他要义，则就见仁见智了。不过，恰是这种纯粹的商业逻辑考量，同样穿透出政府与市场边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依法治理等相当丰富的信息，而这些恰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布局和努力的航向。

　　无须讳言，在全球经济自由化已高度通畅的当下，资本是逐利的“活物”，又如同柔性之水，寻觅着资产所有者属意的去处，而在人口老龄化导致真实储蓄率趋降下，要留住资本，靠的就是清晰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良性的经济社会秩序，公共化的政府服务，以令资本在可预期和可置信的商业环境下，探寻商业风险的概率分布，合法谋利。

　　当前，内地和香港最突出的市场不确定性是资产价格泡沫。以地产为例，不论是内地还是香港，房市典型的政策主导型特征，使市场虽预期到资产价格泡沫已高不可攀，而没有人能预见到资产价格泡沫何时消肿，其最终结果无疑是房市走势变成了奈特定义的无法确定趋势概率分布的不确定性，而非可确定趋势概率分布的风险，导致市场的可预见性。而企业家则自然将趋利避害地减少投资，尤其是长期投资，使经济活动短视化。当前，李嘉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代投资地产公司有危险，其一生的原则是不会去赚“最后一个铜板”，并表示对政策不公平、营商环境不佳、政府选择性行权的地方，投资意欲下降等，已清晰透射出李嘉诚在内地和香港的部分撤资，是基于趋利避害的投资风险考虑的商业逻辑。

　　鉴于此，唯有构建一个程序正义和公平交易的良性市场秩序，励志降低公共外部性风险，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依法治理，市场才能真正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企业家才能基于商业逻辑和规律捕捉确定性风险概率分布，随遇而安地展开可预见的商业投资活动；否则，纵然构建更多坚固防火隔离区，资本如水般的柔性也会渗透而出，以回避经济不可预见性。

　　由此可见，当前随着全球步入人口老龄化，真实储蓄率的稀缺将会困扰各国，各国对储蓄的竞争也将愈发热火朝天。而要留住资本和储蓄，甚至吸引境外资本和储蓄，依靠的将是制度良序，公共服务能力和法治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