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 罗云毅

　　长期增长中的“投资”角色

　　文/《中国投资》  杨海霞

　　为了理解新一轮投资，需要厘清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

　　《中国投资》：当前稳增长再次成为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新一轮的投资逐步启动，这是否说明，当前已经形成共识：中国现阶段实现快速增长还是要靠投资？

　　罗云毅：不能简单笼统说是否“靠投资”。关于在经济增长中如何评价投资的作用，如何处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已争论多年了，但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特别要注意区分是从短期还是从长期、从需求还是从供给的角度看。

　　人们通常所讲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是从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角度而言的，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是需求因素。如果短期内消费、出口很旺，可以直接拉动经济增长，就无必要刻意刺激投资。但如果消费、出口不振，那刺激经济增长就要“靠投资”，即通过增加投资扩大需求了。修路、建桥、制造机器设备，钢材、水泥等各种物资消耗了，需求增加了，就可以使潜在的生产能力得以实现，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投资和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扩大消费，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当我们讨论促进长期增长的政策时，就已不是从扩大需求的角度讨论，而是要分析促进供给能力扩大的内在要素，即支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人力资本、资源、投资和技术进步，这时就没有消费的位置了。

　　因此，你所说的增长靠投资，是从短期看是相对于消费、出口乏力而言的。如从长期增长看，就不能简单地说靠投资了。在“四个轮子”中，投资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最核心的要素还应是技术进步。

　　《中国投资》：请您再总结一下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罗云毅：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消费和投资都可以在短期内作为需求要素对经济增长起拉动作用，但投资还可以作为供给要素在长期中对经济增长起支撑作用，这是投资最本质的意义所在，也是与消费完全不同的。

　　另外，现在很多人关注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并将扩大消费理解为提高消费占GDP的比例，即提高消费率，同时降低投资占GDP的比例。这种理解的背景一方面是长期以来我国的消费率确实低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消费率，另一方面是我国的消费率近年来还在不断创历史新低。

　　我认为，虽然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但并不能由此推论出扩大消费就要提高消费率。实际上，使消费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恐怕比提高消费率更重要，更具有本质性意义。因为从长期角度看，即使消费率较低，较高的消费增长速度也能使消费者在较长时期内获得最高的消费水平。而较高的消费率若无较高的消费增长速度支撑，只是能在较短时期内获得较高的消费水平而已。

　　这里面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从长期角度看，要想实现消费的高增长，必须有经济和收入的高增长；要想有收入的高增长，就必须有劳动生产率的高增长。要想有劳动生产率的高增长，就必须以4个轮子的转动使供给能力快速扩大。如果这里抽象掉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及一般资源品的投入，则供给能力的扩大主要体现在人均物质装备水平的快速提高方面。所谓人均物质装备水平，就是人均有多少固定资本。提高人均物质装备水平靠什么，当然不能靠提高消费率，还得靠高效率、高强度的投资。高强度的投资就是指较高的投资率。值得注意是，由于投资是以储蓄为支撑的，消费率与储蓄率——投资率此消彼长，因此要想使消费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投资率就要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而消费率就应当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

　　《中国投资》：对于中国过去投资率过高的批评，很多是基于一个观点：就是长期过高的投资造成了产能过剩，您怎么看？

　　罗云毅：首先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存在可能导致宏观经济趋向恶化的整体意义上的严重产能过剩？

　　对此，我们可简单从两个方面考察。其一，从中国人均产能角度看。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可认为一个经济体的整体产出大致是其整体产出能力的运行结果，整体产出与整体产能总是大体匹配的，很难想象二者之间存在巨大的本质性差别。目前，中国GDP(即产出总量)虽然已经位居世界第二，总体的产出能力大致也应当是世界第二，但如果从人均角度看，则中国的人均产出仍排在全世界第100名之后，要达到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也还需要几十年时间。与此相对应，中国的人均产出能力显然不会是世界第二，大致也应在100名前后。在这样很低的人均产能水平背景下，显然谈不上中国存在什么整体意义上的严重产能过剩。

　　其二，从投资规模、产能与投资回报相互关系的角度看。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常识，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整体投资规模过大，由此形成的整体产能亦过大，远超过市场需求，形成过多无效投资和产能，则整体上的投资回报率必然较低。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投资回报率不错，则可判断该经济体不存在什么远超过市场需求的全面产能过剩，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投资规模过大、投资率过高的问题。正是遵循这一逻辑，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等学者仔细考察了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其最后结论是：“尽管中国有世界上最高的投资率，但其资本回报率并不低于世界上其他经济和地区”。由此可得到的进一步推论自然是中国不存在什么整体意义上的严重产能过剩。，

　　那么，中国是否存在局部意义或行业意义上的产能过剩呢？答案是肯定的，但要注意防止由此做出简单化的价值判断。以水泥行业为例，在2000-2010年的10年间，中国水泥业由于新法产能的上马，至少约有1.5亿吨的传统工艺产能被新法产能挤出，沦为过剩产能。那么，这种“产能过剩”现象是好，还是不好？当然是好事。实际上，只要有技术进步，行业意义上的产能过剩是无法避免的。另外，从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看，产能相对固定，而市场需求却是在不断变化，所以产能与市场需求之间的不一致是一种正常现象。实际上，某种程度上的产能过剩正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如果一个萝卜对一个坑，企业生产出来就能卖得出去，那企业还有什么抓技术进步和改进管理的动力呢。

　　《中国投资》：对于“4万亿”投资的批评多在于地方政府巨额债务，您怎么看债务问题？这是必然代价吗？另外，也有批评认为“4万亿”导致国进民退，您的观点是什么？

　　罗云毅：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早已存在，并不是4万亿投资才引起的，但4万亿投资确实使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更显性化了。对包括地方政府债务的政府债务问题确实应引起重视，但还应看到由债务融资支撑的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收益：从短期看，通过投资拉动有助于抵御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一点大概没有什么争论。从长期看，由4万亿投资支撑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至于债务风险，这确实是一种必然的成本或代价，但总地来看应当说是可控的。除了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并已采取一系列措施，还应看到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财政对财政风险承担最终义务。我国政府债务的绝对规模虽然不小，但用债务率，即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这一指标看，还远远低于欧美日发达国家。如日本的债务率高达200%，美国也是100%多，一些欧盟国家也超过了100%，而我们最多就是60%左右，远没有达到他们的水平。此外，我国还有庞大的国有资产，这也是应对财政风险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之一。至于有人说，作为最后手段，央行还可以印钞支持财政，在理论上是如此，我们现在还远没有走到那一步。

　　关于“4万亿投资”导致国进民退的说法很流行，但我不大赞成。从一般竞争性领域产出角度看，目前并没有行业数据能说明国进民退，这个提法实际上是就投资领域而言的。

　　2009年投资数据表明，当年国有投资所占比例增加，民间投资所占比例下降，这就是所谓的国进民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2007年起全球经济形势不好，民间企业对此非常敏感，收缩了投资，致使2008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出现负增长。因这是投资的先行指标，预示着如不采取措施，整个投资都可能出现下降并严重影响宏观经济稳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推出了投资新政。我国的储蓄率那么高，民间企业不愿意投资，怎么办？由政府和国企运用社会资金搞基础设施建设，储蓄和投资就平衡了，国民经济也就稳定了。当时的国进民退就是这么来的，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由此引出对“4万亿”的否定有点勉强。实际上，除了2009年民间投资比重有所下降，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一直是上升的，这是一个大趋势。2012年，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223982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达61.4%，在数量上明显占有了主导地位。2013年1-6月，民间投资比重为63.7%，比上年同期又上升了1.5个百分点，怎么是国进民退？我估计如果每年上升1个点，2020年就可达到70%了。

　　《中国投资》：新一轮的投资会不会有新的思维？

　　罗云毅：投资新思维，如果说一定要有的话，那么我理解从中央的政策来讲是有新思维的，那就是不再从总量上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至少从目前为止看是这样。因为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都是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如2002年十六大明确提出“调整投资消费比例，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到了十七大，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都是认为投资比例过高了。到了十八大，发生了变化，提出“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长”，我理解这是决策部门明确认识到了投资对长期增长的作用，认识到高储蓄、高投资是个优势，不再害怕投资规模扩大，不再试图降低投资占GDP比重，而把思路更多集中在调整投资结构和效益上。“只要效益好，不怕投资多”，希望这能成为获得共识的投资新思维。

　　实际上，从十六大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抑制投资的呼声一直非常强，但投资率不降反升，从2002年的36.2%升到了2012年的46.2%，同期消费率降了10个百分点。老想让投资下来，投资就是不下来，这是有客观必然性的。这种情况恐怕对决策部门有影响吧。

　　顺便提一下，我国各级地方政府非常注重投资，我觉得是完全正确的。但有的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层层下指标，层层考核，就有点过度了，容易导致虚报高估，数字腐败，希望在这一点上有所变化。

　　《中国投资》：未来时期如何提高投资效益？

　　罗云毅：这是一个大课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把科技进步提到更高的位置上来，真正落实科技立国战略，出更多的科技成果。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4个轮子”中，最核心的就是技术进步。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开始，投资不知道比农耕经济增长了多少倍，为什么能容纳得了，为什么没有全面的产能过剩，关键就在于有技术进步支撑，新产品不断出现，形成新的投资需求，投资收益也能得到保证。我们这么大的投资规模，只要有技术进步，就是一个大优势。而一旦失去了技术进步的支撑，没有新产品问世，全面的产能过剩恐怕就为期不远了。因此，从宏观上看，要提高投资效益，首要问题还在于促进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