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发芾

　　金陵晚报消息说，国务院参事、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在一次讲座上透露，征收遗产税被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草稿。但他个人认为，目前推出时机并不成熟，还需要过三四十年才可行。

　　开征遗产税的建议、传言，近些年时不时出现在报端，但都未有下文。此次刘桓的说法也许不是空穴来风，说不定高层真的准备要将开征遗产税提上议事日程了。不过，和刘桓一样，我也觉得遗产税在目前还不具备征收的条件。

　　遗产税主要是一种调节税，其功能就是调节社会的收入分配，因此，在社会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贫富阶层间矛盾激化的时候，往往会提到开征遗产税以剥夺富人继承人的一部分继承权，达到均贫富的目标。英国在1796年开始征收遗产税，其原因之一是受法国大革命平等、博爱、互助的思潮影响，许多法国启蒙学者都认为不受限制的继承权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恶性循环，因而必须对富人遗产进行再分配。美国于1916年开征遗产税，而在推行罗斯福的“新政”期间，遗产税被当作实现社会公平、建立福利保障系统的有效手段之一，最高税率从10%骤然提高至77%，并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期。马克思主义者则更为激进，《共产党宣言》提出 “废除继承权”，“巴枯宁主义”更是把继承权看作社会不平等的起源，这已经是剥夺财产继承权，而不仅仅是征收遗产税的事了。

　　中国社会现在面临严重的贫富分化，既有为数不少的巨富，也有身无分文的穷人。政府通过税收如遗产税调节贫富差别，实现二次分配，是可以考虑的政策选项。在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今天，如果动议向富人征收遗产税，估计支持的人也一定不少。不过，即使开征遗产税有必要，有一定的民意支持，但我仍然认为，对于遗产税的征收，还是要相当谨慎，因为征收的条件并不具备，而且遗产税的征收可能带来的各种走形变样的后果，也必须予以综合考虑。

　　事实上，对于中国人来说，遗产税并不陌生。中华民国建立后，外国顾问铎尔孟就提出《遗产税说帖及策略》，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章宗元也拟出《遗产税征收条例草案》，建议征收遗产税。1929年中华民国财政部又准备筹办遗产税，但美国顾问甘末尔则认为中国举办遗产税不具备条件，遗产税与中国传统和国情不符，此事又搁置下来。1940年，在抗日战争严酷的财政形势下，遗产税终于开征。国难当头，一切为了抗战，任何能够增加政府收入以抗击外敌的手段都会被考虑，征收遗产税完全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与调节贫富差别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但实施多年，遗产税的收入并不多，效果也不好。据相关资料分析，其关键原因是，逃税花样多，控制办法少；税源分散，征税成本高；调查评价，举步维艰；富人抵制，权贵徇私。

　　民国时期遗产税征收中存在的这些困难，在今天仍然继续存在。遗产税是一种直接税，必须由税务机关直接向居民征收，税务机关必然要面对众多的纳税人，征收成本必然会相当高。目前中国人的财产信息仍然处于混乱状况，每个人在不同城市、不同国家拥有的财产，税务机关根本不能准确掌握；即使税务机关能够掌握每个人的财产信息，但是对于财产价值的评估，也存在无法解决的难题。财产评估机构相当少，从业人员数量不足，而这些机构和从业人员以及税务部门，往往被腐败和弄虚作假所严重玷污，并无公正可言。另外，财产所有者的个人信息相当的混乱。为了规避买房、买车政策，规避可能到来的财产申报或公示制度，有的人办理了多个身份证。财产诡寄在这些虚假的人户下面，给逃避遗产税以极大的便利。当然更不用说，拥有巨额财产，有政治优势的富人，以权力做保护伞，往往完全置身于纳税义务之外。这些问题是目前遗产税征收必然要面临的问题，也是截至目前，根本无法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而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则遗产税无法公平公正且有效率地实施。

　　其实，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即使不存在以上那些问题，面对不菲的遗产税负担，真正拥有巨额财富的人，也有能力选择移民，将自己的财富转移到谁也管不着的避税天堂。鉴于此，近些年一些征收高税率遗产税的国家和地区，选择放弃征收遗产税，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等，中国香港也在2006年取消了遗产税。

　　当有能力移民的巨富们通过移民转移财富后，遗产税的负担一定会落在根植于中国大地的中下等阶层身上，落得个人所得税的命运。个人所得税，本来为了调节收入分配，富人的高收入课以很高的税率，但富人们用种种办法躲避了个税，真正的个税被中等和中等偏下收入的工薪者所负担，个税变成了工薪税。如果遗产税开征，一定会出现富人移民逃税，负担落到拥有一两套住房的中等阶层头上的现象。

　　遗产税，听起来是一个可以缩小贫富差别，实现社会公正的好税种，但是，听起来好不一定实行时就好。对于这个关系很多人死后财产继承问题的税种，最好应经过全民深入审慎的研究和讨论，而不是仓促向社会推出。

　　作者为财税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