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间接税比重，适当扩大财产税、房产税等直接税占比

　　杜丽娟

　　作为经济体制改革核心的财税改革正在被提上日程。

　　在新一轮改革中，被认为“最专业和最懂市场”的总设计师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令市场各界充满期待。

　　对于未来财税改革的方向，楼继伟表示，改革会增加直接税比重，但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结构不会变。公平、有效、简洁的税制结构才是方向。

　　在此基调下，可以肯定的是，税制改革方向仍将延续间接税为主的思路，并适当扩大财产税、房产税等直接税占比。业内人士预计，最有可能开征的房产税或将在全国推开，遗产税与赠与税开征也只是时间问题。

　　为企业税负减重

　　“降低间接税比重，并不意味着要以直接税为主”，这是楼继伟勾勒出的税制改革路径。这一观点与财税专家筹谋的改革思路不谋而合。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现今的税制改革，不是简单地与经济发展挂钩，而更多地与税收制度的公共政策功能结合起来。他认为，下一步中国税制改革的方向是“降间接税、增直接税，具体方法是降低流转税”。

　　在税收结构上，间接税占比过高的问题一直被诟病。

　　按照2012年国家税务总局统计口径，在全部税收收入中，来自流转税的收入占比为70%以上，而来自所得税和其他税种等非流转税的收入合计占比不足30%。如果把流转税视为间接税，非流转税视为直接税，那么间接税和直接税的比例为7∶3。

　　这种税收失衡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企业税负的加重。中国90%以上的税收来源于企业的缴纳，而个人缴纳的税收只占8%左右。

　　工信部日前发布的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显示，74%的被调查企业认为税收负担比较重。2012年A股全部上市公司缴税额比净利润还多。

　　“之所以产生税费高过利润这一现象，根本原因是目前我国实施以流转税为主的税收制度，流转税的缴纳则与企业的利润脱钩，也就是不管企业盈利不盈利，只要企业发生流转税所课税的业务，开具流转税的相关税票，就产生税收。”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说。

　　此外，由于间接税直接嵌入商品售价，通过价格渠道转嫁，成为公共财政收入的主体，决定了税收负担实际上成为消费大众的负担，易引发公众的税收痛苦感受，以及再分配机制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负面效应。

　　在此背景下，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间接税比重的增大，一定程度上会加大企业税负承担能力，未来只有逐步降低这部分占比，提升直接税的比重，才能完善税制结构。

　　因此，为企业税负减负是税改的目标之一。

　　以目前正在进行的“营改增”为例，其税率由原来的17%和13%，新增11%和6%两档税率后，部分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税负最高降低了60%，未来营改增“1+6”在全国推广后，其减税的效应也将在全行业波及，预计能为企业带来30%~40%的减税。

　　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营改增一项带来的减税效应，作为间接税三大组成部分，消费税的改革日前也被提上日程。

　　扩围直接税

　　当前的问题是，间接税造成的企业税负增加，下一步，财税改革应该如何通过税制结构的调整实现公平、合理的结构性减税政策？

　　业内人士认为，税制改革的整体路径是降低间接税比重，提升直接税比例。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的条件是间接税要让出税源空间，除了税率上做调整外，还需要对税基范围有具体的设计。

　　2012年开始的“营改增”试点无疑成为税制改革的一个起点。

　　从平均税率上看，实现了税率下调的结果。数据显示，以目前的增值税标准税率水平计，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可收获减税2000亿元的规模效应。

　　而上海试点“营改增”的结果看，其实际减税效大于预期。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测算，“营改增”全国推广后预计减税1000亿元，如果全行业推开的话，预计减税规模将达到5000亿元，这是一个很大的减税动作。

　　对此，高培勇认为，在保持宏观税负总量稳定的情况下，减少间接税就为直接税的扩增留下了空间。提高直接税比重才能通过税收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假如5000亿元间接税的减税规模空缺出来以后，为了保证宏观税负总量的稳定，这个缺口需要用直接税来补充。“通俗地讲就是个人税负分担结构的调整，即富人多纳税。”高培勇称。

　　记者了解到，目前直接税主要有所得税和财产税两种，提升直接税的方法就是要开征财产税和提高所得税。其中，房产税开征是既定政策，需要全面推开，而遗产税与赠与税迟早也会开征。

　　然而现实中，房产税开征并不乐观。2011年，上海、重庆先后试点房产税政策，截至目前对其两年的试点效果一直没有统计内容。全国各地虽然对开征房产税的呼声很高，但颇具争议的是开征细则涉及的存量和增量一直尚未解决，这也成为房产税在全国推广的一大难题。

　　尽管如此，在财税人士看来，财产税和所得税的提升征收比例的大方向将不会改变。

　　贾康告诉记者，为数众多的中低收入阶层，成了较多给公共税收做贡献的群体。在收入差距拉大的过程中，税收调节的再分配作用并没得到应有体现。因此，需要以低收入、小微企业、实体经济等为重点的结构性减税，配以其他优化收入分配的举措，来顺应民心。

　　高培勇亦强调，开征房产税等不是为了增税，而是为了进行税收的结构性调整。